上海博物館有一件人鳥合一造型的“鷹攫人首玉佩”。青色泛褐。體扁平，通體透雕，兩面紋樣相同。兩只方向相背的鷹，上部一鷹較小，踏在下部較大的鷹背上。大鷹口下一獸，鷹足攫一人頭。雕琢紋飾華美，是一件杰出的佩掛用藝術品。在故宮博物院、天津藝術博物館也有相類的傳世藏品。
鷹攫人首佩從造型、紋飾、技法到藝術精神內涵，都極具商代藝術風貌。關于此佩的紋樣含義，各家爭論曠日已久。有學者根據上尊下卑的禮儀認識，認為殷人是玄鳥后裔，所以對鳥特別崇拜，推測鷹爪攫一人頭表現的是人祭制度。人頭很可能就是戰敗的敵人首級，作為獻給神鷹的祭物。也有學者推測其表現的是氏族族徽。因為遠古宗教中有動物神靈崇拜，所以促成古人以動物命名氏族，此佩應是以鷹命名的族人圖騰遺物。更有學家說人首為始祖，因無羽不會自己升天，需借助鷹這種神鳥助己升天等等。一種紋飾在輾轉傳播的過程中，往往使原始的象征意義，變得幾乎蕩然無存，更何況對遠古的玉器上的紋樣做出正確的判斷。但不管怎樣在研究它時不能忽視了其內在的宗教含義，不能脫離了與使用者的高貴精神生活聯系。
商代玉器紋樣與商代青銅禮器紋樣有其一致性。禮器紋樣主要是虎的形象、牛的形象和各種鳥的形象。虎是一種王室狩獵活動中要捕捉的野生動物，牛在商代傳說中，是被圣人王亥馴服的家養動物，鳥是與王亥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這些動物在商代神話傳說中，都被著重描繪成充當神與先民們相互溝通的使者，有著圖騰崇拜的意義。這些圖騰氏族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大量的所謂族徽。這些不同徽號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氏族，代表著不同的政治地位。在已發現的青銅器和甲骨文中，許多徽號是取自動物形象的象形字。從現已辨認的200多個甲骨文商代族徽上，不難發現大量的動物與人形合體的族徽，明示著動物在人的世界與祖先及神的世界之間，起到神話溝通媒介的作用。
商代王室象征的青銅禮器安陽司母戊大方鼎的兩鼎耳，鑄有酷似兩虎爭嗜一人面的形象紋樣。這和鷹攫人首佩的首級祭物說，似乎有著可供借鑒的類似紋樣特征。然，《左傳·宣公三年》有段關于作為王室象征的青銅禮器鼎的記載，“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這種鼎遷表示著政權的更異，正說明鼎是統治者德的化身，是能夠代表統治者的合法化權威性的思想傳播工具。同時這種禮器又是一種祭器，往往自銘為彝。什么是“彝”? 《說文》云：“彝，宗廟之常器也。”按照古禮，“非是祖先，不在祀典”“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就是說彝器是祭祀自己祖先用的禮器。那祖先是誰？《山海經》中“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這個描述和甲骨文“王亥”字從鳥從又(手)意同，和甲骨文、金文對彝字的寫法，為兩手執(鳥)之形有相符之處。王亥被認為是第一個商祖先上甲的父親，是傳說中商的高祖。所以禮器“彝”的內在含義，當是對氏族圖騰和“王亥”先祖的崇拜祭祀。
據甲骨文記載，從商代社會的血緣群體看，統治階級內部，在子姓內，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王是從王族中選出來；而子族或多子族的成員則往往成了王的忠實衛士。子姓內的女性成員有些成了本姓內王的配偶，除此之外，王的配偶中也有一些外姓女子。這種因聯姻后的外姓中的其他成員，作為王的下屬，也享有統治階層權利，這樣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多圖騰氏族的商代統治集團。商王室的更替，從一個姓氏王的統治到另—個姓氏王的統治，必然的會使禮儀檔案中忽視記述一些非執政亞文化群的活動，這種直線性的祭祀活動漏記的歷史變化，給我們對遠古文化的研究添加了障礙。所幸據甲骨文所記載的王亥的祭祀儀式大多選在“辛”日舉行，這和商婦好墓的“司辛”石牛祭祀銘文是一致的。“婦好”之名見于武丁時期甲骨文，生前曾主持祭祀，從事征戰，地位顯赫。婦好墓屬殷墟早期，與武丁時代相合。墓主婦好當為武丁配偶。所以“祀，國之大事也”，作為祭祀用的鼎，必然是祭祀國之先祖。因此在禮器鼎上出現雙虎與人面的紋樣，當屬于商代統治集團的族徽范疇。如果把安陽司母戊大方鼎的兩鼎耳，鑄有酷似雙虎與人面的紋樣理解成雙虎爭食人未咽的兇象，恐與祭祀先祖時，祈求吉祥的宗教心理存在有辱之嫌。同理如果我們把鷹攫人首佩下的人首理解成首級祭物，也是不合適的。
商代甲骨文是“王亥”字的一種象形文字（見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1613頁），上為玄鳥，下為人，此人就是王亥。是以抽象文字圖案表達對先祖王亥的“王與神鳥合一”的宗教思想崇拜。如果把此字的甲骨文和鷹攫人首佩疊合起來分析，無論在造型、紋飾外形勾勒、藝術內涵上，都非常的一致。這一契合，恰好說明象征性的藝術和其內部所包含的那種宗教觀念，正是中國古代美術善于以物寄信的傳統藝術紋樣表達形式。這種形式常常寓意著很深的宗教思想、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觀念。
“鷹攫人首玉佩”是傳世館藏玉器，迄今為止沒有在出土資料中尋覓到它的芳跡。但據目前出土考古資料證明，合雕象生玉器最早在商代確實已經出現，只是為數不多而已。在殷墟婦好墓中出土了2件龍鳳合雕玉佩和1件龍魚合雕玉佩。合雕象生玉器的主要手法是將附加的動物造型的一部分凸出于主體動物之外。具有圖騰色彩的商代合雕象生玉器，到了西周漸變為以人為主體紋飾兼以神龍為輔的合體造型，究其主要原因，是嚴格的宗法所要強調的，人是神的化身，進一步把龍神人格化，強調統治者的神權代表意識。從鼎遷看上代的鼎繼續被勝利者延用的現象，商周的原始圖騰紋樣是有一定的傳承關系，原始圖騰大多數是單一動物，而假想動物(如龍、鳳) 是一種圖騰綜合體，應該晚于原始的圖騰。即由多種動物拼湊而成。它的出現反映了各種動物圖騰氏族之間的兼并、融合，而形成新的規模較大的部落、部族和族團。“鷹攫人首玉佩”的人與眾神獸鳥合一的紋樣，當屬晚于原始圖騰的合眾圖騰紋樣的范疇。是嚴格的宗法所要強調的神權代表意識體現時期的產物。
筆者針對安陽司母戊鼎的“兩虎爭嗜一人面”的紋樣和鷹攫人首玉佩的“鷹攫首級祭物”都具有類似時代宗教紋樣的特征，采用實物借助文史資料與甲骨文的引用等鑒賞方法，認為鷹攫人首玉佩是遠古先民以其設計形式的美妙精巧和豐富的想象力，來表達對祖先神權化的崇拜，使其藝術的人工韻律與自然法則形成最完美的結合。以“鷹攫人首玉佩”完整地表達了先民對甲骨文的理解，武丁生前曾主持祭祀，專祀傳說中的先祖王亥，所以此鷹攫人首玉佩不排除是商武丁時期，先民為祭祀“王亥”這位商高祖而制的王者佩帶祭祀用玉，如將其名為“商·王亥銘紋飾玉佩”也未償不可。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歷代王朝的更異，高超的審美創作能力，都是取決于對宗教的信仰和對宗教化了的特權的狂熱崇拜。宗教的幻想和狂熱的祟拜又對藝術的創作與發展有著強烈的刺激和推動作用。仔細分析它們的寓意象征性，對全面深刻理解中國古代玉器文化的民族特征十分必要。然而由于許多的歷史認識的局限性，我們對古代美術的寓意性和象征性，要作出正確的復原理解，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往往出現“見仁見智”的主觀解釋。對遠古的紋樣理解是這樣，明清玉件也依然。比如，剛剛結束的翰海玉器拍賣圖錄2114號清中期白玉透雕靈芝墜二件，5.8cm起拍價8萬到10萬元。最后以9.2萬元落槌。這件掛件料為和田白玉，使乾隆工，一面以陰起減地大如意紋，表示野生靈芝，另一面有蜻蜓和蝙蝠穿于幾個四季花卉，與一面圓形壽桃枝節之間，組成一組非常祥和的氣氛，煞是可人！儒學如同佛教道教文化中有的八寶一樣，也有自己的八寶紋樣。常常以靈芝、蝙蝠、福或者壽的符號，加上壽桃、蝴蝶或者蜻蜓以及四季花卉等構成的圖案，寓意吉祥。中國人講究中庸，所以戴上這樣一個儒學八寶玉掛件，時時提醒自己日日三思五省，何其幸哉！如果單純認為是一件白玉透雕靈芝墜，也就委屈了它。由此，也不難看出一個拍賣公司在推薦拍品的認真程度和玉文化的鑒賞水平。再如一些常常見到的藕片樣的玉佩上雕有一蝙蝠，現代人常認為寓意是做官人的“路路通”。其實古代做官人是不佩這些的，在許多的明清畫中我們可以發現，它與一些女子的佩飾掛墜有聯系。原來它與“蓮生”有關，也就是和佛教故事的蓮生佛主的故事有關。是一種期盼自己早生貴子后生有福的借意寄托。過去俗民沒有經濟能力佩玉藕墜，孕婦有身帶一種“藕蓮草”的習俗，避邪保胎及其中的期盼也是同理。當我們還原了一件玉佩本來的寓意，一定會使新的佩戴群體發生一些文化認識上的情感變化。由此可見，重識一件玉佩的紋飾寓意，對收藏是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