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寓意
徽宗在中國歷史上以精于繪事而著名。在徽宗的畫中有這樣一類作品，它們對于物象的描畫往往是真實細致的，而所要傳達的意圖卻是特意虛構的。像這樣帶有明顯吉祥征兆，歌詠太平盛世的作品史稱瑞應圖，它是不需要有客觀事實為依據的。
那么，瑞應圖對于徽宗而言又意味著什么呢？哲宗死后，后繼無人，本應由哲宗親弟即位，但皇太后以“端王（徽宗即位前被封為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為由力保徽宗當政。掌權后，并不是特別名正言順的徽宗當然要顯示出眾多瑞兆以表明自己乃上天注定的真命天子。而且在他統(tǒng)治期間，王朝又常年遭受著持久的外敵入侵，并且被迫進行了一系列屈辱的政治妥協。為了維護皇權的尊貴與威嚴，徽宗頒布了許多公眾節(jié)日以營造歡愉祥和的盛世氣氛，并且特別著眼于繪事，委托了上千張瑞應圖以創(chuàng)造出一番太平的視覺幻象。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說這些作品大多在形象上非常寫實而內在意圖上又非常理想。
有學者就認為《清明上河圖》其實也是屬于這類瑞應圖之一種。它表面上是對東京汴梁的如實描畫，但實際上卻是一種祥瑞的標志，它為徽宗的統(tǒng)治高聲頌揚。
關于角度
不知道參觀者是否有這種體會，同樣的展廳，觀閱《清明上河圖》與《韓熙載夜宴圖》時的內心活動就不一樣。這里有個不太引人注意的問題，那就是空間與視角。《韓熙載夜宴圖》表現的是家居屋內私人空間，觀賞者如同一個不邀自來的客人，躲在隱蔽處窺視，如若眾人圍觀，就越發(fā)顯得不自在。而《清明上河圖》展示的是繁華都市公共空間，凡至私人空間處皆巧妙遮掩，適可而止，令觀賞者有如一個俯瞰眾生的審閱者，萬般景象盡收眼底，心中難免有統(tǒng)攝全局的權力。深受儒家影響的宋徽宗始終認為窺視他人隱私絕非雅事，他對《韓熙載夜宴圖》的態(tài)度也是“過目后盡可棄之”，張擇端在畫卷中則盡量避免刻畫私人生活，著重選取街市場面，從而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商業(yè)都市景象。
關于人物
《清明上河圖》中的主體人物共有500余位，但細數之下，其中的女性僅占20位，絕大多數女性被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這無疑暗示了藝術家和贊助人的觀念以及那個時代的傳統(tǒng)。宋代實行男女隔離的政策，特別是理想的上層女性更應足不出戶，守閨持家，她們很少能接觸到家庭成員以外的男性，纏足的風俗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盛行。另一方面，《清明上河圖》中出現的女性又大多與小孩兒或家務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儒家思想里，母子關系是家庭和諧安寧的基礎，敬母教子則是值得尊崇的禮儀。只有因孩子需要，女性與陌生人的接觸才被看成是合理的。
此外，雖然女性在社會關系中屬于屈從地位，但她們反過來也是男性身份和地位的標志。在歷代對帝王的繪畫表現中，他們身邊經常會簇擁大量的隨從（比如《步輦圖》），而《清明上河圖》中卻沒有一個人身邊單獨伴有女性。除了說女性不應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之外，我們還應考慮這幅作品的潛在讀者。張擇端是翰林圖畫院的畫家，他所能接觸的主要是上層官員。如果宋徽宗披圖展卷，黎民眾生沒有理由不向至高者表現出他們的謙卑；如果宮廷大臣有幸觀賞，那么他們也絕無機會借此圖卷看到他家妻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