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00原住民的人口和4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卻承載起300余家畫廊和一億多元的油畫銷售額，大芬村突然成為“中國第一油畫村”。有人將其視為文化產業市場化勃興的奇跡，亦有人認為這“不過是行畫作坊的集中地
一夜成名
大芬村的村民喜歡用“一夜成名”來形容村子揚名的狀況，并向記者描述了深圳首屆文博會期間，上千人當街繪畫的盛況。
村子剛上過中央電視臺，村干部洪碧倫說話的底氣很足：2004年5月，大芬村被指定為深圳首屆文博會的分會場后，全村就“忙乎”開了。
“政府投資了1000多萬，我們遷走了原先的菜市場，整飭一新后建成了現在的原創畫作展覽中心；拆除了菜場前的幾幢違章建筑，騰出了近千平方米的廣場，立起了噴泉雕塑，植上了花花草草；樹起了油畫村的藝術標志，臨街的外墻都以巨幅油畫遮面，甚至連排水管道都粉刷上五彩繽紛的圖案……”
一個全新的大芬油畫村，在為期三個月建設后，終于脫胎換骨。事實證明，這樣的付出得到了超額的回報。
火借風勢，大芬一下子“火”了起來。
12月8日上午，大芬村所屬的布吉街道(原布吉鎮)的各主要干部均陪同一個考察團來村里考察了。這一次慕名而來的是四川省廣安市市委考察團，一行十余人。而此前一天，深圳六個區的領導考察團剛剛來過。
“單單文博會前后，省部級的考察團就不下40個。”街道的周秘書如數家珍地告訴記者。而現在，文博會已經結束半月有余，但各地、各級的考察團依然絡繹不絕地奔向這個“中國油畫第一村”。
油畫結緣大芬村可以追溯到1989年。香港畫商黃江出于此地用工便宜和交通便利而將名下的手工油畫作坊安置于此。“當時的村子里蘆葦滿地，房屋低矮潮濕，一到天黑，狗吠不停，我們都不敢出門。”當年追隨黃江而來的畫工吳瑞球描述道。
當時的大芬村論經濟實力是布吉鎮倒數第一，人均月收入200元。眼看著鄰近的南嶺村的經濟火箭般躥升，“心中別有一番辛酸的滋味”。
閉門而作的手工油畫作坊在這塊彈丸之地上，無聲無息地生存了8年時間，其間竟沒有一間畫廊店面出現，留給村民們最深的印象是，不時開進村里的運貨車，和一疊疊牛皮紙包裹的“東西”。
1997年，大芬油畫制作的神秘面紗被媒體揭開，大芬村與油畫產業開始作為對應的名詞被上級領導加以重視，一系列行政幫扶政策，接踵而來。
2001年5月，布吉鎮成立專門的“大芬村環境改造領導小組”，鎮長親自掛帥，斥資1000萬元，計劃用一個月的時間在大芬村開展“清拆行動”，破墻開店，為發展油畫產業“鋪路架橋”。
村民何秀英說：“那時候，我成天躲在家里不敢出去，擔憂著房子拆了以后怎么生活。”當時持抵觸情緒的村民不在少數，但他們很快改變了觀念。
“我們也沒想到小小的油畫會搞成這樣的氣候，當時只覺得政府愿意出錢，治理環境，至少會把村里廠房的租價提上去。”村干部洪碧倫坦言。
當深圳關外日益繁華，原有的交通便利、房租便宜的優勢不再突出時，政府的重視與幫扶便成為市場之外的嶄新的推動力，2001年政府指導下的布吉鎮文聯成立，由東南大學規劃專家作出的油畫村長期規劃報告出爐；2002廣交會上出現大芬畫商奔忙的身影，更有畫商遠赴土耳其、埃及采風考察；2003年，第一屆布吉鎮書畫作品展隆重開幕等等。
正是在這樣一種市場“無心插柳”的基礎上，大芬的油畫產業悄然滋長，漸成氣候。
等到今年深圳文博會的春風一吹，頓時“山花爛漫”開來。
不同的飯碗，不同的圈子
在畫商眼里，油畫村的興起，村民似乎是最穩定的受益者，他們擁有的是一個“鐵飯碗”。“文博會前后，房租日日見漲，一戶村民光靠收租月入就有兩萬余元。”德勝畫廊老板朱耀坤保守地估計。
三年前，眼見政府打造油畫市場的心意已決，當地村民不惜借款，相繼建起了8－10層的樓房，幾乎全供出租，德勝畫廊的店面大約10平方米，租金已達每月近2000元。村民們正在別處集資興建一處花園小區，喬遷新居指日可待。
但村干部洪碧倫介紹說，每年油畫產業帶給村集體的收入只占十分之一強，“所以村集體的心態還是平和的”。
對于看著市場去向吃飯的畫工和畫商來說，這是個虧盈難測的飯碗，他們大多不習慣以“畫家”自居，畫商朱耀坤對記者說，“生意沒有和名聲一樣好起來。”整整一個上午，他沒有成交一筆生意。
正如當地人說的，這里可不講“老牌子”或者“面子”，正是遵循了公平自由競爭，這里的行畫行業才這么繁榮。
香港畫商黃江被譽為“大芬油畫第一人”，對于油畫村的今昔變遷，他了如指掌。
他的新世界油畫公司現時偏居于村落的一角，店面及裝修甚至連普通畫廊都不如。黃江曾經的學生吳瑞球則明顯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他名下的集藝源油畫制作有限公司不僅在大芬村最醒目的位置擁有著數百平方米的展示中心，更有著一處近千平米的油畫庫房，據說還在籌備一所殘障畫工培訓學校。吳的愿望是，盡快建成油畫生產的工業化流水線，“將一張油畫切割成若干細節，每一個細節制定相應的色彩、構圖標準，由多位畫工依照工序次第進行”，“像做麥當勞那樣，做集藝源的油畫產業。”
構筑大芬村油畫生態的還有著數以千計的畫工畫匠們，他們的畫筆連同生活一起隱身于大芬村的畫廠內外，休戚相關。
曾瑞平，26歲，學畫十年，現在在集藝源做畫工，按時上下班，月收入2000－3000元不等。問及有無自己開畫廊的打算，曾說，還是給老板打工比較穩定，“那么多畫廊，其實生意并不都好，靠油畫輕松掙錢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唐子林，18歲，江西女孩，三個月前高中畢業后慕名來到大芬學畫，因為讀書時有過水粉畫的底子，上手比較快，但老板定的規矩是，兩年之后才能拿工資，現在的她每個月還必須掏出三四百的食宿費。
更多的熟練畫工不滿足于工資，而是選擇自己獨立門戶，臨時寄居在大芬村里，從畫廊老板那里接定單加工。張軍和女朋友租住在臨街二樓的一間3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畫室名為“天屋”，“天代表夢想遙無止境。”雖然每個月兩個人靠加工定單只有2000多元的收入，除去生活開支，所剩無幾，但創業的夢想依然支撐著這對年輕人執著地堅守著。
這時的大芬，更像一座圍城，學畫者懷揣著創業夢想趨之若鶩，而以畫為業的畫商們卻并不都是歡笑開顏，冷暖自知。
藝術與市場：硬幣的兩面
畫家黑羊，畢業于四川美術學院，扎著小辮，不修邊幅，跟他的畫一樣另類，“我會做一些高端行畫，這樣才能保證收入，原創畫雖然很少有人問津，但我還一直畫。”這天，畫家在顧客的要求下不厭其煩地修改完畫作后，既而又興致勃勃地向記者展示著他新近的原創佳作。角色
而大芬村也正悄然地嘗試著藝術與行畫之間的角色轉換，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有二十多位原創畫家定居于此，其中不乏卓有名聲者，比如魯慕迅、陸中漢以及中國油畫協會會員蔣慶北、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馬英良、韓衛華等。而他們的影響也正由畫室蔓延至整個油畫村。
大芬油畫村里最醒目的口號是“藝術與市場對接、才華和財富轉換”，以行畫起家的大芬顯然志存高遠。
但詩人葉延濱眼中的大芬油畫村現實卻是這樣的，“我熱戀藝術，但更要生存／我需要靈感，更需要金錢／我酷愛繪畫，更盼望定單。”
現時的大芬，以定單為線，正日益連綴出一種金字塔式的產業結構，自上而下，多以發包定單的形式逐漸下延，各個畫廊彼此獨立但又利益攸關。用大芬美術產業協會秘書長周小鴻的話說，90％的生意靠國外定單，國內零售還在起步，“放眼長遠，這并不是一個合理的產業結構。”
因為既往形成的“低端行畫集散地”的形象，高端行畫往往難以賣出價格，有畫商抱怨道：“開價五百元的高級臨摹畫，需要耗費畫工十幾天的工夫，卻常常被顧客壓價到幾十元。”但行內行外的人士均承認，對比十年前，大芬村行畫水平的提高毋庸置疑。
而原創作品，混跡在行畫之中，因為價格及畫風的差異，生存尤其艱難。
2003年，香港畫家金東方也在大芬村開了一家畫廊。這位曾師從林風眠、關良，把個人畫展開到北京、巴黎、悉尼等地的著名女畫家，在大芬村備受冷落——半年里，她的畫一幅都沒賣出去。但冷軍的境遇似乎與之相反。這位創作型畫家，在畫行畫的同時，堅持創作，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相當知名度的靜物畫畫家，據說一幅畫能拍出20多萬元。
心向藝術的原創畫家們在大芬村進進出出，大芬村需要他們的存在以提升藝術品質，但他們付不出太多的時間和代價，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不愿妥協。“稻草人工作室”的陳封畢業于廣州美院，他不愿意畫哪怕一張行畫來維持生活，“我怕畫濁了我的筆。”
隨著油畫制作與銷售的發展，大芬村催生了多元化的產業形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不僅帶動了畫筆、顏料、畫布等繪畫材料店、裝飾店，也派生了美術培訓行業；而油畫之外，書法、國畫、刺繡等其他藝術品種也相繼進村，地處偏僻的“晉寶齋”主要經營一些高端國畫，其中不乏嶺南派著名畫家趙少昂、林墉、賴少其的作品。
以“中國的達芬奇”為藝術追求的畫家孫敏，初來大芬時，也一度排斥流水線般產出的低端行畫，但幾年藝術與市場的雙重浸淫后，他尋找到了一條原創與市場之間的通衢大道，“我在畫廠接定單，在工作室搞藝術，以行畫養原創，兩者不混淆，不干擾。”
在成為最滿意的達芬奇之前，他選擇先讓自己成為最滿意的行畫商。
可視的未來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教授、大眾文化專家楊益群曾經撰文指出，“大芬村應該盡快建立起一套科學化、專業化的生產管理模式。”
世紀風畫廊的總經理羅建華說，如何避免各自為戰，惡性競爭，減少內耗，這也是個問題。村里FreeCloud畫廊門口“同行勿入，請勿拍照”的牌子格外醒目，許多畫廊拒絕拍照已成了潛在的“行規”，防的不是記者，而是同行。
這些重任大多落在了即將誕生的大芬美術產業協會身上。村鎮集體、畫商個人紛紛解囊相助，協會前期的經費已經充裕，“眾人拾柴火焰高，我們不擔心會費。”一位協會會員說。
令人焦急的是，如何盡快地使協會進入角色，擔當重任。許多事務已經第一時間內提上了協會的議事日程。下個月，廣州藝博會即將開幕，村里在政府的幫助下拿到了15個展位，但明顯不能滿足所有畫商的要求，協會必須從中協調，“大家都想著在更大的舞臺上展示形象。”“藝海”畫廊的老板賀克說，他幸運地取得了一個展位，這天下午，他追著村干部和會長，商討著怎么統一攤位形象，突出大芬油畫品牌的事情。
文博會后的揚名，大芬村的村干部洪碧倫頗有“猝不及防”的感覺，村組織并不愿意太多干涉市場事務，主張協會自治、自律，自謀發展，但尚在襁褓中的行業協會的成熟顯然還需時日。
半個月前剛剛揭牌的文化部“文化產業示范基地”，使得油畫村的未來，已不僅僅關乎大芬。在規劃里，大芬藝術博物館已經在構想中，電視劇《大芬村》也已籌拍，大芬村的未來已經隱隱若現。而油畫藝術對于大芬村的影響，在另一個方面也展示出來：村民們注意下一代的培養，幾乎每家每戶都購買了鋼琴、電腦，有的還給孩子設置了專門的畫室。“每天耳濡目染，怎能不受影響呢？”一位村干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