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字類、“款”字類書一都是書畫鑒賞界的專業提法。它可分為兩類，一是被“視為真跡”的“傳”字類。一類是稱之為“下真跡一等”的“款”字類。
“傳”字類書畫，意即：傳為古代某書畫大家的作品。它的特點是：書畫上并沒有作者的款識印章，但在傳承過程中，被其后的（或同時代的）收藏鑒賞者題識為某某所作，或被歷代鑒賞界公認為是某位大名家的作品。“傳”字類書畫往往要同時具備兩種特征。一是作者須為宋元以前書畫史上著名的書畫大家。二是要傳承有緒，題識者一般應距作者年代較近，而且自身應是書畫界公認的有較高書畫鑒賞能力的鑒賞家。如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傳為北宋趙昌的《寫生蛺蝶圖》就頗具代表性。趙昌，北宋著名花鳥畫家，其畫名當時極盛，“寫生設色，迥出人意，尤以傅色為工”。宋徽宗曾收藏其１００余幅作品，收入《宣和畫譜》。趙昌未有其他作品傳世，此件《寫生蛺蝶圖》歷經南宋權相賈似道、元仁宗之姊收藏，有元、明多位名人題跋，根據畫風，董其昌題跋定為趙昌所畫。此畫傳承有緒，可定為北宋時物，董其昌作為畫史上著名的明代書畫大家，精于書畫鑒賞，其定為趙昌所作真跡，應有一定道理。同樣，上海博物館的唐孫位的《高逸圖》也無作者款印，但卷首有宋徽宗墨題《孫位高逸圖》。此畫北宋曾由駙馬李瑋庋藏，后入“宣和內府”，鈐“御書”、“宣和”、“政和”、“睿思東閣”諸印，后又經明清多位大藏家遞藏，后入清內府，鈐有乾隆、嘉慶、宣統諸璽。孫位系晚唐著名畫家，北宋距晚唐不過二百余年，宋徽宗定為孫位所作，諒有所據，應該可信。不僅如此，“傳”字類書畫還廣泛存在于傳世的晉唐名跡中，無論是被稱為傳世最早墨跡的晉陸機《平復帖》，還是在畫史中據有顯赫地位的唐韓氵晃《五牛圖》以及被乾隆皇帝尊為“三希”中的“二希”，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等都屬“傳”字類書畫。“傳”字類書畫一般僅局限于宋元以上作品，唐宋時風氣，作書畫多不落款鈐印，間有落款者，也多在紙邊、紙背不顯眼處，或藏于巖石樹叢之中。從明代開始，社會風氣方為之一變，作者款印已作為書畫作品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若無落款、鈐印的不能完卷。
“傳”字類書畫，既稱之為“傳”，意味著是后人“視為真跡”，也有著“存疑”的含義在其中。正由于在是否為“真跡”上，存有質疑空間，易在學術界引起爭議。遠的如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的《蘭亭序》真偽之辯。近的有前兩年圍繞國家收購《研山銘》、《出師頌》是不是買了贗品之爭論。這些其實都屬于對“傳”字類書畫是否為“真跡”之爭的范疇。但此“假”非彼“假”，不能將其與那些毫無根據，藝術水平低下的偽作混為一談，在這類爭論中，不能簡單沿用“非真即贗”，“非真即偽”的思維定勢，一棍子打死。在那場國家是否花了高價買了贗品的大爭論中，社會上之所以會有一些偏激過火的批評之詞，恐怕與公眾對現今傳世的晉唐書畫多為傳本缺乏了解有一定關系。這些傳為古代名家的書畫作品，雖然未必是作者本人手跡，或為代筆，或為早期的臨本、摹本，但這些作品在原跡或已無存的情況下，經過漫長歲月的甄別與洗禮，本身也具備了與名家原作相當的藝術價值，從這個意義說，“傳”字類書畫與書畫真跡具有同等重要的藝術價值。
“款”字類書畫特點則為，作品上署有作者的款識印章，但在傳承上缺乏確鑿的遞傳依據和著錄支持，或在古代，鑒賞界即已“疑偽”，存在爭議和歧見，作品的藝術水平也與社會公認的作者藝術特征不完全吻合，或在藝術造詣上存在差距。“款”字類書畫涵蓋的年代要廣，宋元明清都有，它主要來源于兩個途徑，一是古人為增加書畫價值，將未落款的宋元人書畫作品或將明清時低名頭的一般畫家作品割去原款，視其畫風添上與其風格相近的大家之名款，冒充名家的真跡行世。二是依據著錄記載，模仿古代書畫名家之筆法作書畫或直接對照名家書畫真跡進行描摹。此種仿造書畫，明清時曾一度盛行，并形成了“蘇州片”、“前門造”等帶有地域特征的仿造古書畫群體和流派。這些偽款仿摹書畫，如制作精湛，能反映出時代特點和原作者風格，可作為“下真跡一等”的古代書畫復制品欣賞、收藏。如果原作已經失傳或原作者少有或無有作品傳世，那這件當時認真復制的古代作品的收藏價值也是不容小覷的。
“款”字類書畫情況比較復雜，其中既有古人比較認真的模仿之作，也有近代人臆造的偽劣之作，因此在收藏時遇到署大名頭的“款”字類書畫需審慎對待。現今一般認為，清三代及明代流傳下來的“款”字類書畫藝術價值較高，而清末及民國以后的仿作則需更多從作品本身的藝術水平高低加以考量。近年在書畫收藏中，一些畫藝精湛的“款”字類書畫，同樣受到收藏者的好評和追捧。如２０００年朵云軒秋季大拍就曾推出一件宋趙伯駒款《荷亭消夏》軸，學術界認為恐非趙伯駒真跡，應為明孟之院體山水。但此畫歷史上曾經高士奇、戴植、狄平子三位大鑒藏家遞藏。而作為清初在書畫鑒賞上頗有名氣的高士奇對此畫鐘愛之極，認為是趙氏真跡，將它收入自己精心遴選的藏畫集《江村消夏錄》中并作條縷之析。結果受到眾多藏家的熱烈追捧，拍出２３３．２萬元，成為該場拍賣會的最高價。而最近播出的中央電視臺《鑒寶》節目走進山西專場中也推出了兩件“款”字類古書畫，一為宋劉松年款《文姬歸漢圖》，是明末清初的“蘇州片”。二是唐寅款《賣魚圖》，為明末清初后添款。專家鑒定團分別給出了１２萬和１５萬元的估價。這也是學術界首次對歷史上的“款”字類書畫作出正面評價。給予了這一藝術品類應有的市場定位。
古代書畫中的“傳”字類作品和“款”字類作品是中國書畫藝術發展進程中的產物和見證。曾對書畫藝術的傳承和弘揚產生過積極影響，它們同樣都是珍貴的中華文化遺存。如果我們收藏鑒賞古書畫時，對它們多一些了解并給予正確解讀，對于科學評價書畫藏品的藝術價值，更好地指導書畫收藏，都是很有益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