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中國的書畫史就是一部書畫的作偽史。這話雖然有些夸張，但也揭示出了其中一部分事實真相。有文獻記載，東晉時期模仿王曦之書法的人就已經很多了，唐代已有人專門從事鑒定流傳于世的王曦之書法的真假。到了近現代，中國書畫的作偽更是全面超過了古人。目前的書畫市場上，那些所謂下真跡一等的贗品，頻繁出現，不但讓很多專家大跌眼睛，也讓一些書畫收藏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為什么高仿的東西能夠堂而皇之地在書畫市場上泛濫？它是怎樣制造出來的？又是怎樣進入市場銷售的？這里面究竟隱藏著多少秘密？
民國時期的高仿書畫，其藝術水平和欣賞價值都很高，不象明清時期的蘇州片子、揚州的皮匠刀、北京的后門造那樣，藝術水平很差，讓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這些高仿的書畫多采用分工合作、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的方式，有多人聯合完成。與歷代的贗品相比，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東西，不論是畫面構圖、筆墨功夫還是裝裱水平都下真跡一等，與原作十分近似。販賣這些高仿書畫的人，有的是有社會地位的人，有的甚至是當時書畫鑒定的權威。這樣的大人物參與到高仿書畫的經營之中，這在明清時期是不多見的。不但書畫如此，青銅器也一樣。著名的學者容庚是研究青銅器的專家，編有《金文編》等名著。就是這樣的專家，也參與到了高仿青銅器的偽造和買賣中。“文化大革命”中有個笑話：在一次批斗容庚的大會上，有人揭發他在解放前的哪年哪月，向外國人賣了一件青銅器絕品，是里通外國；沒想到容庚很大方地承認有此事，不過又加了一句，那是我弄的一件假東西蒙外國人的，搞得眾人大笑。
“云起樓”是上海著名的民族實業家嚴惠宇20世紀40年代在上海開設的一家古玩店，主要以收藏、經營書畫為主，在店里工作的三位高手：劉伯年、潘君諾、尤無曲被尊為云起樓的三劍客。這三位畫家的傳統功力深厚，特別是劉伯年，在古代書畫的復制、臨摹上本領高超，絲毫不讓他的同鄉張大千。他早年拜畫家王個為師，學習吳昌碩的大寫意花卉，后又廣泛地學習宋元繪畫的精華，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他的畫路很寬，從宋人的工筆花鳥到清代華新羅的山水無一不能。解放后，著名的鑒定家張珩想請他到北京故宮博物院從事書畫的修復工作，可惜因歷史原因，他被關進了監獄。在監獄里，劉伯年被放到監獄的美術廠改造，在這里居然發揮了他的特長—三年半時間里仿制了大量古畫，其水平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文革”結束后，他才真正獲得了藝術上的自由。
劉伯年的作偽古畫有主要幾個特點：一是他雖然拜在師傅的門下，但他的畫路更接近于他的同鄉張大千，對宋人作品揣摩的很透，無論是在線條還是在設色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對應性，惟妙惟肖；二是他的做舊功夫非常高明，不論是紙上的包漿，還是紙絹的“舊氣”都做得非常好，可稱是天衣無縫；三是他所臨仿的對象多是選擇工筆或小寫意的花鳥、人物，沒有大寫意風格的作品。原因很簡單，工筆或是小寫意的畫繪制時間較長，工序較復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如果摹仿者的水平高、心態穩，可較容易仿到與原作相近的程度。這是他的仿古作品能夠讓很多大鑒賞家“走眼”，并被各大博物館收藏的主要原因。如建國前，他臆造了一張《梨花鱖魚圖》，托名是宋代畫家李延之的作品，這件作品生動、自然，沒有亦步亦趨摹仿古人所產生的生硬、局促之感。它先被人悄悄地弄到了北京，后由畫商陸鯉庭賣給了上海博物館，上搏把它作為精品收入《畫苑綴英》。劉伯年看到畫冊后感到事態嚴重，就主動給有關部門寫信，說明他造這張假畫的情況，真相這才大白于天下。
同樣的事情在多年后，又在另外一地發生了：1982年，劉伯年應邀為矛盾紀念館作畫來到浙江桐鄉，該地博物館拿出一張古畫《金盆飼雀圖》給大家看，只見畫面上許多麻雀圍著一只精美的漆器盆嬉戲，布局生動，造形準確，線條的勾畫與賦色都是一派典型的宋人風貌，眾人異口同聲叫好，唯有劉伯年沉默不語。事后他告訴別人，此畫是他解放前仿的一幅“杰作”，眾人恍然大悟。1983年，他照此畫重新畫了一張，并題跋“余四十年前曾有此作，滄桑后輾轉不知去向。辛酉秋在桐鄉博物館忽復見之，為好事者偽托為宋人筆也，人不察視若球圖，意，鑒別之難固不易也。”該畫曾在一大型美展上展出。
劉伯年親自動手做舊的畫更令人稱絕。他為我們留下了一張仿清代畫家華新羅的人物畫《老吾老圖》。這件作品布局疏朗，氣韻生動而平和，人物的開相和線條的勾勒精美絕倫。特別是山石和樹叢的畫法，更是充滿了華新羅在世之味。題字雖然是他的本款，但是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有意仿華巖筆意。如果他刻有仿華巖的款，筆者認為完全可以讓人“打眼”。王個先生看到這張畫后，欣然題曰：“伯年弟是吾門下第一人也。”
第三個階段是從張大千到海外直至去世。這一時期，張大千自己的畫名氣很大，畫價也很高，但還是和唐宋古畫無法相比。他在這個時期造了很多唐宋畫作，比如宋李公麟的人物、南朝張僧繇的羅漢等。由于海外的公私博物館中有大量的中國唐宋時期的繪畫，張大千得以飽讀之，故此時所造的假畫比在國內時期的更加老到成熟。再加上他早年在日本學習過染織，對國外新的顏色材料很熟，他用這些新材料來做舊，使他的假畫更逼真。有學生回憶，張大千在巴西居住期間，他有一間畫室和臥室相連，每天清晨四五點鐘他就進小畫室作畫。通常而言，清晨四五點鐘是不會有客人來訪的，而和臥室相連的畫室更不是誰都可以進去的。為什么張大千把自己作畫的時間安排的這么早，地點又是如此秘密？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他造假畫時不受外界干擾。還是這個學生回憶，張大千曾經拿出來一張石濤的畫讓他看哪一段是接筆，哪一部分是石濤的真跡，因此看來，他不但在造唐宋時期的假畫，明清的老本行也沒有丟掉。
是不是張大千的假畫就真能夠與真跡無異？其實并非如此！錢松巖先生的女兒錢心梅曾說，有一次錢先生曾指著日本最權威的《南畫大成》中收錄的清代石溪的山水畫對她講：此畫只有三分像，肯定是贗品。事實是，這畫是張大千和他的學生何海霞一起造的，何先生為此很得意，因為他們騙過了日本的中國通，被《南畫大成》收進去。為什么錢先生看印刷品就肯定石溪的畫是假的？這主要是他對石溪的山水畫下了大功夫，有的畫臨摹了上百遍，故可立見真偽。所以，張大千在各個時期所造的假畫，并不是真偽莫測的，只是我們對傳統中國畫的認識還不深入，只要下夠功夫，是完全可以識破廬山真面目的。
張大千是中國近代作假書畫最有影響的一位大家，徐悲鴻說他的畫是500年來無此君。而筆者要說，他作假畫也是500年來無此君。張大千作偽的情況有很多專家都做過專門研究，臺灣的傅申先生還寫過《血戰古人的張大千》，該文對他近半個世紀的造假生涯作了全面介紹。其造假生涯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的20年代到40年代，這是他造假畫的初始期。在此階段他仿造的主要是明清時期的書畫作品，從石濤、八大山人到唐寅、陳洪綬的作品都有。由于張大千是個收藏大家，手中藏有這些人的畫。偽造的書法往往是東拼西湊，或者是完全臆造。當時這些名家的畫作大都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中秘不示人，社會上沒有多少人見過名家的真跡，使他大量的仿品輕松、順利地流入收藏家的手中，其中有些是日本的企業家和書畫收藏者。現在看這一時期張大千的仿品，其水平都不是很高，比較容易看出來。
第二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到幾個前。他在這個時期到敦煌臨摹了大量的壁畫，對唐宋時期的人物畫研究得極其深入。而他的書畫藏品此時也由明清擴展到唐宋，收藏有南宋董源的山水《溪岸圖》、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這樣的名作。他又開始大量臆造唐宋時期的作品。由于他此時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其繪畫的技法無論是人物還是山水，都以達到運用自如的境界。加之他手中有真跡可以參考，在裝裱和做舊方面都達到了亂真的地步，同那些明清時期的蘇州片子和揚州皮匠刀相比，兩者不可同語。此時很多外國的收藏家—主要是美國的收藏家們，對中國古代書畫的收藏興趣大增，而此時清宮和龐萊臣的藏品又開始紛紛流傳到市面上，張大千偽造的唐宋元時期書畫也乘這股風潮流向國外。
張大千造的唐宋時期假畫在今天依舊讓鑒定家們頭痛不已。幾年前，在國際上鬧得沸沸揚揚的董源的《溪岸圖》是不是張大千所造的爭論就是一個例證。爭論的雙方都是當代的書畫鑒定大家，如高居翰先生認為此畫就是張大千所仿。這個觀點也不是沒有道理：張大千有一習慣，他在買到一幅宋元的古畫后，往往自己畫上幾張，也就是書畫行里所說的“下蛋”。這些“蛋”有的是通過他自己賣給別人，有的則是通過拍賣行銷貨。因為他的仿品水平高，拍賣行和鑒定家很難看出來。有過這樣一件事情，足可說明問題：張大千在建國前夕，從一位鑒定家的手中買了一張宋人的山水，買到后他就造了幾張。40多年過去后，這位鑒定家居然在境外的一家大拍賣公司里，看到張大千所仿的“蛋”赫然在列，并且作為重點拍品被推出。而同時去的另外一位鑒定家看了這件東西拍案叫好，弄的這位先生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最后只能敷衍了事。這一時期，張大千所作的假畫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請當時的鑒定大家為他所作的贗品題跋。其中有四個人為他題的最多，他們是：葉公綽、溥儒、黃賓虹、于非庵。在故宮博物院所辦的真假畫的對比展中，有很多被現代的專家辨認出來的張大千造的假畫上往往有這些人的題跋，有的甚至三家齊具，這真是假作真時真亦假。這些人都是當時鑒定界的權威，說起話來一言九鼎，他們為什么要參與到張大千造假畫的混水中？是他們的眼力不濟還是另外有苦衷？我們現在無法得知。但是，這些權威人士的題跋已經成為當今辨認是否為張大千造假的旁證，成為反面教員，這是他們當初所沒有想到的事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