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綱詩文手卷，為紙本墨跡，行楷。凡２９行，每行字數不一，共１８３字，長８４厘米，寬１９．７厘米，其釋文：“山頭冷露濕蒼松。山腳茅廬煙雨中。間對小窗摹合景，王維兼帶米南宮。盡道山居得自由，此居更有不容留。一瓢昨夜懸枯木，卻被猿來擲水流。石怪松奇野衲孤，溪邊綠竹看云扶。斯時若遇倪高士，又寫龍門獨步圖。興頭茅屋頹無壁，幽趣其中只自知。一度風吹一度興，幾番雨過幾番詩。二月行吟過碧溪，春風依舊草萋萋。杜鵑也是離鄉鳥，不顧游人只顧啼。鳩因雨過頻呼婦，蝶為春深苦戀花：記得去年三月里，出門煙霧鎖桑麻。”落款：“壬子冬十一月書于濟上行館 翁方綱”。在畫心右首鈐有壓款章“蘇齋”，落款處鈐有“覃溪”、“翁方綱”二印，在畫心的左上角鈐有鑒藏章“雙桐書屋所藏金石書畫”。此詩文手卷為界首市文物管理所藏。

翁方綱（１７３２～１８１８年），清代書法家、文學家、金石學家。字正三，號覃溪，晚年得到蘇軾書《天際烏云貼》，因此又號蘇齋，直隸大興（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后遷鴻臚寺卿。他長于金石考證，富藏節。對書畫、金石、譜錄、詩詞等藝無不精審，其節法尤名震一時，與同時的劉壙、梁同書、王文治，并禰“翁劉梁王”四大家，亦有以其與劉墉、成親王永 、鐵保并稱“翁劉成鐵”者。其正楷學歐陽詢、虞世南，謹守法度，隸書學《史晨碑》、《禮器碑》，如高山墜石，行草學習米芾、董其昌，飄逸跌宕，氣清韻通，又略有顏法的樸實淳厚的筆勢，是清代碑與帖兼取的書法家。而對于他的書法藝術風格，時人與后人卻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評價，包世臣《藝舟雙楫》稱“宛平書只是工匠之精細者耳，于碑帖無不遍搜默識，下筆必具體勢，而筆法無聞。”今書法鑒定家楊仁愷先生主編的《中國節畫》禰其節法風格“渾厚有余，靈巧不足，顯得板實，缺乏創造性。”而馬宗霍《雨妻岳樓筆談》卻禰“覃溪以謹守法度，頗為論者所譏；然其小真書工整厚實，大似唐人寫經，其樸靜之境，亦非石庵劉墉　所能到也。”而此詩文手卷，為翁方綱五十九歲時在濟南行館所作，其書法風格已趨成熟，節體給人以沉穩謹嚴之感，但又不乏靈巧變化，下筆著墨濃淡節奏分明，字與字雖無纖絲相連，而落筆與起筆處卻氣脈相承。其體繼承了王右軍的書風并兼帶有米南宮的書法特色，而部分字體在起筆處卻有魏碑的樸拙險峻，可謂幾家書風相互交融，神韻天成，正應了他“筆筆皆有出處”的書法思想，是他的精品之一。

而此手卷的詩文，也體現了翁的文學思想。翁方綱是清代肌理說詩論的倡始人，著有《石洲詩話》。他的“肌理說”是為復古主義詩論重振旗鼓，與袁枚的性靈說相抗衡。在詩法上，翁方綱主張求儒復古，他的復古不是尊唐而是崇宋，特別推崇江西詩派的黃庭堅，強調詩歌的考證作用和史學價值，把詩與經史、金石混為一談，模糊了文學的特征。翁一生作詩２８００余首，其中一類是學問詩，把經史、金石的考據勘研寫進詩中，讀來佶屈聱牙，毫無詩味，另一類記述作者的生活行蹤，事態見聞，或寫山水景色，大半缺乏生活氣息和真情實感。此軸的詩文便屬于第二類，記述了他對濟上行館周圍景色的描寫，他用書法史上的名人名帖喻景，用“離鄉鳥”、“鳩呼婦”、“蝶戀花”生情。讀來雖詩韻對仗上整，但總感作者之情浮于其上，難以情景交融，無法讓人產生共鳴，然而其詩境卻頗具宋詩的清空之味。

綜觀此詩文手卷整體藝術水平雖受到了翁學術思想及人生境遇的局限，但就從作品本身而言，卻如實反映了翁方綱這一著名歷史人物的個人風格特征，不失為一佳品，這對研究翁的學術思想和其所代表的歷史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