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商業從屬于農業；歷代統治者推行“揚本抑末”政策，因而使中國的商品經濟得不到充分的發展。雖然如此，商品經濟發軔于戰國時代，迄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國，卻連綿不斷。在商品經濟潮流中，商人自然是商業行為的主角；商人在一般人眼里，是爾虞我詐、聚斂財富的高手，有所謂“無商不奸”的傳名；不過在從商的行列中，我們發現總有一批傳統的讀書人，厭倦于官場傾軋，羞怯于阿諛奉承，從仕途走進商海，他們以讀書人的儒家本色埋頭苦干，理性地進行經營管理，努力鉆研通商理財之道，一點一滴地積累財富，集腋成裘，成為富賈。走上成功之后，又將資金返回社會，反哺文化教育事業，自己卻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人們將這些商人稱作儒商。在清代有所謂晉商、徽商，在民國時期，有所謂實業救國論，其代表人物就是南張謇　北周叔韜　。這兩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功績和書法，已經廣為人知；其實在近代，這類人物在民間很多，不過他們的事跡在極“左”的歲月里被漸漸湮沒了。如果我們耐心地發掘史料，就會發現他們。這里介紹的是北方另一位不為人知的儒商書法家樊榕。

一、樊榕其人

樊榕（１８６１～１９４２年），字蔭蓀，號退安，河北清苑人，生于清咸豐十一年，卒于民國三十一年。他是光緒癸己舉人，授山西知縣。民國后實施實業救國策略，投資河北乾義面粉公司、清苑電燈公司，在保定組織同業公會和無公會組織的商人六百余家，成立保定商會，自任會長，為保定的工商業的發展作出一定貢獻。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的商業資本從沿海全面推向內陸；１８７２年中日簽訂《天津條約》后，日商大舉進攻河北保定，極大地震驚了保定的讀書仕子。當時學者黃彭年主持蓮池書院，樊榕的父親樊達匯一邊讀書一邊經商。據《清苑縣志》記載，樊達匯“常為同人津津誦太史公貨殖列傳，以為得其術者，小之可以富家，大之可以富國。自東西島人到中土辟埠互市，天下大勢，貧富強弱，群機括于商。中國財命操縱于敵人之手，奄奄待盡。諸君茍不早變計，易其所常學，研治實業及古今貨殖諸法，以與列國權有無斗智力巧拙，以自阜其財，恐不數十寒暑，家與國相隨而盡，有求為乞丐、奴隸。”在樊達匯、樊榕父子兩代人的努力之下，“樊　家大饒裕，遂創設商會于保定，廣建學堂，與開四民之智，凡國家利用厚生諸事，屢出巨資助之成立。”樊達匯、樊榕父子利用自己雄厚的財力返哺文教，主要在三個方面：一、資助清苑縣創立初級師范學堂。師范教育是中小學教育之母。清苑開師范教育之先，為保定的師范教育奠定了基礎。此后保定的中小學才蓬勃發展起來，成為河北省的文化中心。二、設立閱報處和宣講處。宗旨是普及時事知識和科普知識，彌補學堂教育之不足。閱報處和宣講處全日開放，備有開水，派人常年服務，不取分文。為開啟民智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此保定成為新式教育的中心，也是北方新文化的中心。三、籌集資金，修復古代建筑。地處保定市中心的大慈閣為元代汝南王張柔所建，因地勢高聳，形狀十分雄偉，數十里外可見，列為畿南上谷八景之一；只因年久失修，柱檐傾斜。樊榕與鄉紳聯手出資，落架修復，保護了此地重要的文物設施，使古代建筑保留至今，為后人所稱贊。

二、樊榕書法藝術

樊榕早年受業于蓮池書院黃彭年、張裕釗、吳汝倫三山長，工書，楷書取法歐陽詢、顏真卿，后以唐楷入魏碑。有《退庵老人墨跡》、《靜寄軒詩鐘》、《清苑樊蔭蓀先生遺墨》等存世。

在《清苑樊蔭蓀先生遺墨》里，由他的子女收集了他的書信、詩文、聯句等墨跡，編印成冊，由啟功先生題簽，署日為丁亥秋日，即１９４７年。參見圖一。在這些墨跡里，可以看出他的書法變化的來龍去脈，也是研究此人生平事跡的第一手資料。啟功先生手書題簽，也使我們看到他早期書法的某些基本特征。

樊榕在蓮池書院與王樹楠、胡景樓、賀濤、劉若增、安文瀾、傅增湘一起，承接桐城派余緒共研古學，一時保定人文蔚興。光緒十五年，學者張裕釗返鄉里之前，在此書院教授文史，此時他在楷書領域，已有書名。張裕釗是晚清最著名的北碑派書法家。康有為認為，六朝以來，寫楷書無人能與張裕釗相比。張裕釗１８２４～１８９４年　，字廉卿，號濂亭，湖北武昌人，為曾國藩幕僚。他精于訓詁、音韻，有《濂亭文集》傳世。他晚景不佳，貧困而死。終其一生，與其說他是書法家，不如說是學者。可是康有為卻認為，他的書法可以與經學之戴震、駢文之胡天游、散文之龔自珍相比肩。在康有為看來，有清一代書法，八分以伊秉綬為代表，隸書以鄧石如為代表，行書以劉墉為代表，楷書以張裕釗為代表，是國朝書法的最高峰。此說在保定書界頗有影響。張裕釗的高古渾穆的書風，深深地感染了樊榕。樊榕早年對隋唐以來的碑帖精心揣摩，他曾用心研習《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史事帖》、《房彥謙碑》、《溫彥博碑》、《皇甫誕碑》，因此他的早期書風很有歐陽詢“勁險刻歷”的遺味；他也臨《千福寺多寶塔碑》、《祭侄文稿》、《爭座位帖》、《麻姑仙壇記》、《顏氏家廟碑》，因此也有顏真卿那種豐盈強勁、不趨古人的風格。中期以后，在張裕釗的指導下，樊榕以北碑刀痕所現筆意為準，以唐帖入魏碑，力求清新之姿。他以一部分資金投入北京琉璃廠各古玩鋪，搜羅漢魏六朝碑版，臨碑摹寫；他平日一邊口誦唐詩，一邊默寫，刻意以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為圓，落必含蓄，以圓為方，銳筆而實留，漲墨而實結，因此其書精氣內斂，勁潔清拔，直追魏碑，寫出一片渾灝深古的新氣象。參見圖二。晚期，由流入源，尤喜漢隸，鉆研裴岑、尹宙、乙瑛漢碑，并以《開通褒斜道刻石》指導自己女兒習字，使兩個女兒都成為書法家。

樊榕的墨跡，據其后人所示，尚有若干品種：其中五尺對聯三種，五尺四聯朱子家訓兩種，都是他書法藝術的代表作。三種對聯中，其中一種是他六十九歲書寫的：“詩書夙所好，松蘭欣相依。”另一種是他七十二歲寫的：“萬頃煙波鷗世界，九秋風露鶴精神”。參見圖三。還有一種無年款，內容是：“回首鵝行有入主，來依鵬背負青天。”

三、樊又安的古隸書法

樊榕有四個女兒，在他的指導下，有兩個女兒成為杰出的書法家，而以長女樊又安為最出色。在《清苑縣志》卷五《金石篇》里，有賈恩紱寫的樊又安墓志銘，記錄了她的書法成就。墓志銘說：“余嘗游保定，同年樊君蔭蓀長女今字又安者，方在齠齡舞劍器，頓挫琉璃，驚奇長老。余以聰敏頗矜異之。民國以來，四方騷亂，僻地走都下者日眾，余與君皆垂垂老矣。忽解京師聯歡道故，益倦倦焉。蔭蓀年衰無子，以又安之穎異也，誨若丈夫子然，素工書，盡以所得，授又安自石鼓，下逮秦漢篆、籀、分、隸，竟能神會心領，不懈而及于古。余驚喜贊嘆，旋持分書、聯語為贈。余張之壁，遒古開張，筆力驚刃，見之莫知為妙齡弱女子也。更以其所得，轉授諸妹。家法井然。一門父女，自相師友，人目其為天倫樂事焉。……又安生于民國元年壬子五月二十四日，歿于十九年庚午五月二十九日。余時旨蔭蓀冀有以慰之也，然每晤輒道及又安，繼以哽咽，夙矜其才藝，其行事又目睹耳熟焉。援銘厥墓，以至余哀。”由此可知，樊又安在河北省這一文化中心，已享有書名。

樊又安的藝術修養與樊榕的悉心培植密不可分，這可以從《清苑樊蔭蓀先生遺墨》中寫給又安的一幅扇面詩文里，看出端倪。詩云：“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巢絲恨更長。躇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身上飾衣裳。讀經看書四十年，烏紗須上即青天。男兒尤畫青煙閣，第一功名不愛錢。千錘百煉出深山，烈火燒來只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瞧蘇。憑君算話封侯事，一將功成百骨枯。旨淆嘉肴與管弦，通宵鼎沸樂豐年。侯門深處還去否，百萬黎民在露天。范妹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棉襖，誰與天公賜以均。得福常應禍自輕，坦然無愧亦無驚。平生秘訣今相付，只向君心可處行。瞧螟殺賊紋巢上，彎觸交爭蝸角中。比例諸天觀下界，一頻墓里斗英雄。國手圍棋分黑白，村兒斗草計輸贏。轉所一嘆全無味，不解當場底死爭。四邊高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廈，也應隨例化灰塵。”樊榕以理學治家、教子，傳承文學，由此可見一斑。在其與子女書信中，每每叮囑“溫經、習字、閱史，三者不可間斷”。

樊又安的作品，因其英年早逝，傳世不多。筆者僅見一幀三尺卷軸，臨《開通褒斜道刻石》。《開通褒斜道刻石》與《萊子侯刻石》一樣，屬于漢隸早期字體，不似后來通行的書風，有優美的波磔；它的字體方正，樸素有力，屬于古隸字體。褒斜道是從陜西省眉縣西南通至褒城縣以北的一條險道，先秦時是從關中通往四川的道路之一。秦統一中國以后，此路多次開鑿。東漢明帝永平六年，即公元６３年，漢中太守鉅鹿畜阝君受詔書，率領廣漢、巴、蜀三郡的囚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將已廢弛的故道，重新鑿通。為了記述這件功績而勒刻此石。此石長期埋沒于苔蘚，無人知曉，迄南宋紹熙甲寅，即１１９４年，由南鄭令晏袤發現，在其后刻上釋文和題記。以后又漸漸被人忘記，直至到了清乾隆時的翁方綱１７３３～１８１８年　在《兩漢金石記》里重新提起此石，書家才加以注意。由于他是碑學前期的倡導者，人們發現研習隸字，追古溯源，必習《開通褒斜道刻石》。此字是刻在褒城縣北石門的石壁上，橫列分前、中、后三段，十六行，一行由五個字到十一個字不等。字大而細，長短寬窄極不整齊，卻極富古意。樊又安在樊榕指導下，悉心琢磨漢代刻工勒石之法，直取漢人筆意。細審此條幅，看出又安以舞劍器頓挫琉璃之腕力，懸拳握筆，用力重而穩，一筆到位，絕無拖沓；肩架骨肉，恰到好處；其筆力雄健，自出新意；金石之氣，盎然紙上：墨跡雖顯松柏樹皮蒼老之意，卻有剛銳不折之氣；執筆如力拔千鈞，絕無兒女之氣也。實為上乘之作。參見圖四。由此可見，在清末民初社會轉型期間，在西力東漸的時代，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書法藝術在民間尚有頑強的生命力。

光賢是樊榕二女，也是一位書法家。在其父親指導之下，書藝也迅速得到提高。我發現她在二十歲寫的一幀橫幅：“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三十個字，年款是１９３１年。參見圖五。她的隸字與其姐又安極其相似，也出自摹《開通褒斜道刻石》，屬于古隸字。八十年代初，我曾有幸在其寓所一晤，屆時她已是七十開外老媼，但精神矍鑠，記憶尤強。當時中國書協謝冰巖先生組織一屆全國書法展，光賢一幅集聯入選，展覽閉幕，卻不見自己的作品返還。此事經我手所辦，無以言對。她卻爽朗地說：“丟失是不可能的；既然人家喜歡我的字，就讓他收藏好了。”另賜墨寶一幀：“古為今用”。我細心保留至今。參見圖六。如今，一般寫隸字的書家，多鐘情于今隸，其中原因一是今隸有波磔，美麗耐看；二是可以藏拙，一筆寫壞，尚可修改。古隸則不然，每筆必送到而無涂改的余地；一筆寫壞，通篇皆廢。因此沒有人肯下這種硬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