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散之先生被譽為二十世紀十大書法家之一。他精擅隸、楷、行、草各體書法，尤以奇逸奔放、矯健縱橫的草書名聞天下。

中國悠悠千年書法史，歷代書家燦若繁星，但堪稱里程碑式的草書大家卻屈指可數：張芝、王羲之、懷素、黃庭堅、祝枝山、王鐸，兩千年來不過寥寥數人而已，當代則首推林散之。

中國草書自東漢萌始，至魏晉時期漸趨成熟，成為藝術性最強，難度最大的一種書體，是書藝的最高境界。林散之鍥而不舍以“池水為墨”的精神數十年臨池揮毫把草書藝術推向新的高峰。

林散之，南京江浦烏江人。生于１８９７年，享年９３歲。他自幼酷愛詩書畫，自號“三癡生”。先后向范培開、張栗庵學詩文書畫。３２歲始向黃賓虹學習書畫，得以觀摩唐宋以來諸大家名跡。他十六歲學唐碑、魏碑和漢隸，三十歲以后學行書，數十年如一日、六十歲以后才寫草書。他在書藝峰巒上游目騁懷，經過數十年上下求索，古稀之年脫穎而出。他草書以王羲之為宗，釋懷素為體，王覺斯為友，董其昌，祝枝山為賓，集各家之長，融碑入帖力求變化，“欲明畫法，先究書法”（黃賓虹語）。在學書畫過程中，他融畫入書，將繪畫中皴擦與濃墨破水法巧妙運用到草書中，豐富了草書技法。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林老草書已臻佳境。如所書《毛澤東·會昌詞》、《許瑤論懷素草書詩》剛健蘊藉，筆勢圓轉，濃淡枯濕變幻多端，成一家風貌。林老中年以行書筆法寫隸書，而晚年以漢隸化入草書，一變王鐸筆法，自成一體。八旬以后用筆縱橫頓挫，老辣沉實。九旬以后人書俱老精氣內斂，“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寓大美于平淡之中，天真爛漫，一派天籟。

大器晚成的林散之，不僅是負有盛名的大書家，還是滿腹錦繡的詩人，先生本色是詩人，自幼學詩，終身以詩為伴。早年以詩畫名聞鄉里，一生作詩數千首，僅收入他的詩集《江上詩存》即達兩千余首。可與白居易，陸游兩位高產詩人媲美。他的論藝詩述書畫運筆布白之法，自抒心得，闡述精致，如《論書》“筆從曲處還求直，意到圓時更覺方。此語我曾不自吝，攪翻池水便鐘王。”再如《論畫》：“筆法沾沾失所稽，不妨帶水更拖泥。錐沙自識力中力，灰線尤宜齊不齊。絲老春蠶思帝女，情空秋月悟無倪。人間無限生機在，草綠池塘花滿溪”。論藝詩是他對書畫深刻感悟，細致體察而詠之于詩，以形象淺顯之語，表達了深刻的哲理。他的寫景詩能體現山水自然之美，又映照歷史煙云。解放前所作《月》：“猶是前年月，高寒便不同。深光逼短景，冷魄暗悲風。魑魅多能喜，蝦蟆不為公。誰人將此夜，滄海換桑弓。”雖為詠物，而有深沉時世之感，個人哀樂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寓憂國之情于沉郁之中。

林散之還是技藝精湛的畫家，畫名為書名所掩。年輕時從師黃賓虹受業三年后，“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他決心師法自然，辭別家人作萬里之游。在河南登太寶少室，觀龍門伊闕，過潼關，上華山與終南山，再經武功登太白最高峰，然后達金牛道入劍門；又沿泯江而下，過嘉州，峨嵋游三峽，下夔府，觀巫山十二峰，遂出西陵峽，經漢口南康、泛洞庭，登廬山，再尋九華山，暢游黃山而歸。先后跋涉一萬八千余里。他曾開玩笑說：“也抵得上孫悟空一個筋斗的十分之一路程了。”深厚的文字素養有助于他對大自然的深入體察，萬里壯游雖歷經艱辛，但開拓了胸襟，領略了壯麗山河之美，并得畫稿八百余幅，詩二百余首，歸來作書畫時“已覺奇峰怪石，森列胸中，云海松濤，翻騰筆底……”由于得江山秀色之助，能“代山川而言”（石濤語），他的詩書畫步入全新境界。他的山水畫師黃賓虹，并力追唐宋，能抉微擇要，晚年山水畫以草書筆意入畫，用筆峭拔清勁，密而不亂，意境深遠。“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陸游句）。林散之不僅注重筆墨技巧，更注重文字修養并以山水抒寫心志，所以他的山水畫境界悠遠，耐人尋味。

１９７２年鑒于日本書法界有人出言不遜，認為中國書法輝煌在古代，現代則在日本。中國書藝的興衰與中國文化的盛衰休戚與共，盡管傳統書藝在“文革”備受摧殘，但“野火燒不盡”，中國書法代代綿延，薪傳不息，中國書藝仍有相當實力。為展示中國當代書壇陣容，當年日文版《人民中國》在“中國現代書法作品專輯”刊出二十多位中國當代書家作品，首頁為林散之書毛澤東《清平樂·今昌》詞，這件草書作品筆走龍蛇，瘦勁綿韌的線條連綿起伏，欹側跌宕，如云飛霞落，酣暢奔放；舒卷縱橫的筆意與“東方欲曉”的詞意音調節奏互為映襯，表現出優美旋律和深遠的詩境，令人嘆為觀止。“山到成名畢竟高”。自此，林散之草書似橫空出世，名震東瀛，令日本人對中國書壇刮目相看。

此件草書發表前曾請首都藝壇權威過目。啟功觀賞后竟脫帽向林散之草書三鞠躬，連贊“太好了，太好了！”趙樸初觀后說：“此老功力至深，佩服，佩服！”頓立夫看了也極贊賞，并豎起大拇指，連說：“能代表中國！”１９８４年５月，以日本書壇泰斗青山杉雨為團長的日本書法代表團訪問南京，要求拜訪林散之，后在南京莫愁湖郁金堂會晤。青山杉雨對林散之書藝十分傾倒，當場走筆書寫“草圣遺法在此翁”恭敬地奉呈林老，并謙稱“后學”。

林散之一生淡泊名利，數十年如一日硯田耕耘，他作書畫并不為“稻梁謀”，而是立志“與古人爭一地位”的使命感。他為發展我國書法藝術作出了杰出貢獻，他的草書成為二十世紀新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