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文物回流”的大潮中，陸續有一些著錄不載，傳承不清的古代書畫在國內藝術品市場亮相，而且動輒就是書畫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名家的“巨作”。像那件拍賣前被盜，后又失而復得的朱熹《贈門人彥忠、彥孝同榜登第》詩冊及近期現身的米芾十米絹本長卷《離騷經》都在藏界引起轟動。在拍賣市場業界的一片贊譽聲中，也有聲音對回流的這幾件宋代巨跡的真偽提出質疑。其中對這些千年巨跡著錄何以不載以及能夠提示傳承環節的題跋、款印的缺失則是質疑的焦點之一。

書畫題跋、款印是附麗于中國書畫上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分題簽、引首、作者印章、觀款、跋語、鑒藏者觀賞印等。而著錄則是古人對書畫存世情況及遞藏經過所作的文字著述。一件歷史悠久的書畫名品往往著錄清楚，款印累累。題跋、款印已成了古書畫上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出現這種現象與中國書畫悠久的收藏歷史和特有的文化氛圍有關。在中國，作為文化氣息很濃的書畫收藏有千年以上的歷史。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書畫能流傳至今，全賴歷代收藏者的精心收存，否則早已毀滅不彰。而古人對于收藏，多喜在書畫藏品上題詞、鈐印，以表明自己對古書畫作品的認知和擁有。有時為了夸示炫耀，還會邀請一些當世之名賢過目，題寫跋語，鈐蓋鑒賞印章。許多收藏家還把編撰書畫過眼著錄作為收藏鑒賞的最高境界，看成是做學問的一種成果，因此，各種書畫著錄書層出不窮。在這些書畫著述中，所有曾經存世過的古代書畫名品無不被網羅其中。同時在中國古代，社會動蕩戰亂紛繁，“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社會民眾“富不過三代”，難得有百年不敗之家。書畫作為社會推崇的文化財富，常常會隨著主人的沉浮而轉手易主。每換一次新主人，都有可能增添一些款印，增加幾條著錄。久而久之，這些與書畫有關的著述，題跋、款印就成了藏品遞藏的見證，并與書畫本身融為一體，成為體現名人書畫的真實性、珍貴性的最有力佐證。舊時古玩界就極為看重題跋、款印，稱之為“幫手”。業內有“一行題跋一炷香，一枚印章一顆釘”之說，題跋藏印越多，真實性越強，價值就越高。反之，則很難有人眷顧。特別是那些歷經千年的宋元古書畫，著錄和題跋更是鑒別真偽的重要證據。一件宋元人的書畫，如果沒有同時代人及明清時藏家的收藏、過眼者的題款、鈐印，又不見之于任何著錄，基本就喪失了它的可信性。就像有人對那件朱熹的《贈門人詩冊》所質疑的那樣，朱熹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何等顯赫人物，一代理學宗師，千百年來古代知識分子頂禮膜拜的圣賢，擁有他的書跡又是何等值得炫耀的事情。可他的這本大字詩冊，宋元明清八百年間竟會秘不示人，無一人品題？冊后僅有的題詞竟是民國九年（１９２０年）時人。而其所述：“前題‘殘不堪’，‘故截去……’”又是那樣不合情理，蒼白無力。因此，此詩冊即便經當代鑒賞巨擘題為朱熹真跡也難以使人信服。今天的古書畫收藏，是歷史遞藏的延續，既要取信于今，還要經得起后代的檢驗。如果缺乏遞藏鏈，憑空冒出一件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名品巨跡，其可信性是很差的。像那件應該有千年歷史的米芾絹本《離騷經》，不僅同樣“不見諸文字記載”，可辨識的收藏印鑒也僅僅是一名不見經傳的清朝人。這樣，就無論那些對它贊譽有加的專家再怎樣舌底生花，說得天花亂墜，也難消人們心中的疑竇。

正是由于題跋、款印在書畫鑒定中的“幫手”作用，現時這些傳承不清楚，又急于要進入市場的古書畫，不約而同地轉向去求當代的書畫鑒賞名家為之題簽，借專家之名氣“保駕護航”，獲得“市場準入”。一時間，藝術品市場大量充斥這種標有名家題簽“×××真跡”的書畫藏品，專家題簽風氣已風靡整個市場。說實在的，現在有些名人、專家這幾年給書畫的題簽也確實太多太濫，個中緣由局外之人不好妄加猜測。但有些道理應該是很清楚的，自古以來，書畫鑒定就不單單是眼力學，同時還是一門考據學。歷史上除了類似敦煌莫高窟那樣的洞藏或名山古剎的廟藏，世間絕無沉淀在一個家族的千年秘藏之物。那么這些按理已流傳了上千年的古書畫，既無著錄記載，又沒有傳承遞藏證據，在沒有對藏品的紙、絹、墨給予科學鑒定的前提下，憑什么僅過過眼就武斷地一語定乾坤，而且是“×××真跡無疑”呢？文物方面的專家 ，往往都是辛勤耕耘一生，方成大家。作為專家自身也應珍惜社會對專家的尊崇和信任，切莫為了眼前一點微薄小利或一時的情面難卻，而將一世英名，付之東流。

“百年之內易見真，遞藏有據最可信”，作為書畫遞藏見證的書畫著錄、題跋、款印在鑒定書畫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藝術品市場交易中，書畫鑒定專家的一個結論，往往就是幾百萬，幾千萬的經濟利益。那種在鑒定中置書畫著錄、題跋、款印的缺失于不顧，僅憑個人感覺就將一些來源不清的藏品定為“真跡”的做法是草率的，不嚴謹的。不利于維護參與交易的收藏者的權益，也不利于整個藝術品市場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