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形成唐代書法藝術繁榮與特色的主因是什么呢？
從政治方面看，唐承隋制，加置書學博士二人，且國學中亦以書學為必修科目。更重要的是，唐代以科舉取士，其選士標準有四，曰“身、言、書、判”，以“楷法遒美”為標準之一。這無疑是書法藝術繁榮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再有，唐代最高統治者對書法的好尚也是唐代書法藝術昌隆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歐、虞、褚、薛與初唐書風
初唐書法以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最值得稱道。歐陽詢（５５７—６４１），字信本，潭州臨湘人。
書法史上以“顏、柳、歐、趙”為楷書四大家，以時序而論，歐陽詢實是最早以楷書名世的大書法家。他的楷書被后世稱為“歐體”。用筆峻峭險勁，法度森嚴，于平正中見險絕，以其獨特的風格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歐陽詢的書法兼有以二王為代表的南朝書法藝術的俊美和北朝碑刻的峻峭，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面貌。
歐陽詢流傳下來的墨跡有《卜商》、《張翰》、《夢奠》等帖，碑拓楷帖有《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虞恭公溫彥博碑》、《皇甫誕碑》和小行楷書《千字文》，此外，尚有隸書《唐宗圣觀記》等。
《九成宮醴泉銘》，魏征撰文，歐陽詢書丹，記載唐太宗在九成宮避暑時發現涌泉之事。此碑為歐陽詢晚年所書，由于是受皇帝之命而作，此碑寫得端莊恭謹，法度嚴整，筆力剛勁，筆法意趣寓于嚴整之中，歷來被視為唐代楷書之冠冕，也是歐陽詢書法的代表作。《醴泉銘》原石在陜西麟游，年久風化加上歷代捶拓，碑刻已經嚴重損蝕，后來又經多次剔刻，原石風貌幾乎全失。此帖今有宋拓本影印流傳，是學習歐陽詢書法的重要范本之一。
虞世南（５５８—６３８），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初唐楷書四大家之一。
虞世南同歐陽詢皆為弘文館學士，兼教授百宮書法。唐太宗對他的德才學識極為賞識，曾經說：“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實，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有一于此，足為名臣，世南兼之。”太宗在位時常命世南伴其左右。
《書斷》載唐太宗愛好書法，以虞世南為師，有一次，他寫了一個“戩”字，因“戈”字難寫，空在那里，虞世南拿起筆來，將其補上。魏征進來后，唐太宗拿出這個“戩”字對他說：“朕學世南，差不多學到家了。卿看怎么樣？”魏征看了說“這個‘戩’只有‘戈’法逼真”。唐太宗因此而不但佩服虞世南書法之高妙，且佩服魏征的識鑒不凡。
虞世南的楷書杰作有《孔子廟堂碑》、《破邪論序》、《千字文》等。
《孔子廟堂碑》又稱《夫子廟堂碑》，虞世南６８歲時撰文并書，被后世視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觀其原刻，用筆雅健端麗，剛中有柔，字體略長，見其峻拔，點畫舒展蘊藉，秀潤中透出平和，端莊而不失瀟灑之致。但不幸的是，此碑在貞觀年間因火災被焚毀。武則天時曾據原拓本重刻，不久又被毀。今可得見的兩種拓本，系宋元人重刻，一在陜西西安碑林，宋王彥超摹刻；一在山東城武，元人刻。兩本略有肥瘦之不同，但均不失虞書之精神。此帖的唐代原拓本流落日本。
褚遂良（５９６—６５９），是初唐時期又一位杰出的書法大家。遂良字登善，杭州人。主要活動在太宗、高宗兩朝。其父為文學館學士、散騎常侍，與虞世南交誼深厚。這對于褚遂良在書法上的進益大有裨益。
褚遂良的書法，初學歐陽詢和虞世南，尤其得益于虞世南。再由學虞書人手，將漢隸、北碑熔冶為一爐，終于形成自己的風格特點，這就是：筆畫瘦硬跳蕩，字勢飄逸俊秀，精神外露，活潑美艷，表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征。
褚遂良傳世的書法作品較多，主要有《伊闋佛龕碑》、《孟法師碑》、《房玄齡碑》、《雁塔圣教序》、《倪寬贊》、《陰符經》、《千字文》等。
薛稷（６４９—７１３），字嗣通，蒲州汾陰人。歐、虞、褚、薛以年歲排序，薛稷最晚。他是魏征的外孫。他在書法上的成就，得益于他的外祖父魏征，魏征在朝，德高望重，家藏有不少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的書法真跡，使薛稷從幼年起即可以學習到這些名家的真跡。從今所見的薛稷書法作品《升仙太子碑》、《信行禪師碑》來看，他之所學主要是褚遂良的書法藝術。其字體偏長，點畫瘦硬，結體于平正中有變化，秀雅俊美，但比褚書靈動活潑。所以，張懷《書斷》說他“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從這一點看，初唐四家中，薛稷的藝術成就最小。但學褚書者，如能從薛書尋路徑，則較易于入其堂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