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生于清咸豐十二年（１８５８年），卒于中華民國十六年（１９２７年），享年７０歲。原名祖詒，字廣廈，又字長素，號更生。廣東南海人，世稱“康南海”、“南海先生”。著述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書》、《廣藝舟雙楫》等。
　　
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１８５８年）維新變法前。即帖學時期，及碑帖融合孕育期。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回憶自己學書經過時談到：“先祖始教以臨《樂毅論》及歐、趙書，課之頗嚴。”其書作《殿試狀》是典型的“配制勻停、長短合度、輕重中衡”的“館閣體”，法制森嚴，運筆不茍，毫無個性可言。但借此可見康有為青少年時期所練就的過硬基本功。這也為他日后書法風格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期——變法失敗流亡海外１６年，其個人書風逐漸形成。在此期間，他環球三周，游遍亞、歐、美、非各洲。共計４２個國家和地區。開闊了眼界、豐富了閱歷、錘煉了意志，也給予了他成為一代書法大家所獨有的素質。晚期——回國之后漸入佳境為最成熟期。他的廣博學識、開闊胸襟為他人所未有。所作之書縱橫開闔、大氣磅礴、渾厚雄健、瀟灑奔放、純以神行。妙入毫端其腕下工夫之深足以令世人折服。
　　
康有為書法的最大貢獻是首倡北碑。尤其在清末帖學成風“館閣體”盛行的歷史背景下提出更為難得。打破了幾千年來帖學一統天下的格局，對二王傳統帖學構成了強有力的沖擊，形成了近現代書壇碑派書法創作的主流形態。著《廣藝舟雙楫》一書體例嚴整，論述廣泛，從文字之始，書體之演變開始，詳述歷朝變遷，品評各代名跡，其間又考證指法、腕法、器識等引之實用，故他對書學體系的建立和嚴密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此書中他對碑帖之優劣及書法的發展道路進行了充分的解說：第一 進一步闡述了書法之理擎通自然、改革、推陳出新洗去千年的帖學詬病是書法革新的必須之路。第二 指出帖的病因所在：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鉤本亦是鳳毛麟角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何帖，大抵宋、明之人重鉤屢翻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第三指出改革帖學的唯一出路是南北朝碑學，并對現已出土的碑版進行整理，劃出風格，以益于學者取法。此書在光緒十年脫稿付刻問世后即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在七年內凡十八印次，流傳甚廣，影響頗大。是為不溺舊說，尋求創新途徑之作。清廷在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０年曾兩次下令毀版禁印。全書內容廣泛，涉獵繁夥。其寫作緣起，乃寓道于技，乘時事推進，文物出土日多，考據日盛，予書法藝術發展以巨大影響。據此形勢，康氏借歷代書法興衰隱喻其政見，對書法藝術理論和作品的論述與評價，旁征博引恣肆論辯。在詳述書體源流，品評碑刻高下分析各家優劣的宏論中，提倡碑學，攻擊帖學，提出“變”的思想原則。其“揚碑、抑帖、卑唐”，較包氏“揚碑抑帖”語廣而過之，在議論博辯中主觀偏頗。但就“六朝諸碑，疏其書體變遷之跡，綜論其優劣得失”，卻有其精辟之見，對入清以后及至清中葉受“館閣體”羈絆而使書風披靡和帖學自窮，無疑是重重的一擊。反映了時代的風尚和書法發展的自趨通變的形勢要求。使碑學為之大興以至漸成一科。在碑學與帖學相峙中，為書學的理論研究和書法藝術的振興有倡導之功。再檢康氏介紹各種北碑選目，多為藏家秘珍，并不易得，標準之字不切實際。讀康氏此書，當取“人未有不為風氣所限者，制度、文事、學術皆有時焉，以為之大界。美惡工拙，祗可于本界較之。”所云“大界”，即取其對于魏碑的品評之論，在書法和書法史中，提供了學術價值較大的資料，更為書學界所珍。此書雖有未免言過其實、褒貶失托，但其氣魄和過人之見仍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直至今天，人們還在受其理論的影響和進一步的啟發。
　　
受其理論影響，民國時期書法界許多人從碑版中尋找新的藝術資源，并用過各種大膽嘗試解放自己的藝術創造力。
　　
如今一個世紀過去了，作為一代書法大家，康有為書法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正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他的探索精神和革新意識，是他在傳統寶庫中的廣泛挖掘和科學繼承，是他在創新道路上的不懈追求和成功開拓，這一切對我們均有深刻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