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書畫家大都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很深的文學造詣。有些本人就是很有名的文學家、史學家、詩人，在他們的作品中，有人喜歡書寫本人的詩文，有些則喜歡書寫古人的詩文。不管情況多么復雜，有一點不能含糊的，就是只能用本人、同時人或前人的詩詞歌賦，但決不可能使用后人的作品。否則其真偽就值得研究。如倪云林曾有一首寫于洪武戊申元年的詩，是題衛九鼎《洛神賦》圖的，但被作偽者以虞集的名字題在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卷之拖尾上。
按虞集于元至正八年１３４８戊子死去，早于洪武元年戊申１３６８二十年，這有虞集題字的肯定是偽作了。
古代還有一種避違的做法，即凡遇到皇帝及孔子的名字時全國共避之，稱為“國諱”亦叫“公諱”，凡遇到祖先及尊長之名時，全家共避之，謂之“家諱”或“私諱”。其做法有三種情況：一是以同義字代之，如為避漢文帝名恒，改恒山為常山；二是用同音字代之，如蘇軾為避其祖名序改用“敘”字；三是遇到應避的字，寫時缺筆，如寫孔丘為孔。這里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即只能后人避前人、先人，而不能避后人。如有一董其昌字卷寫玄字是少最后一點為“玄”，此當是避康熙之名玄燁的“玄”字，但康熙登基時董其昌已死２５年，自然此卷是清人作偽了。
由此可見應用避諱，可為我們提示作品的創作時限，但還不能認為凡是符合避諱規定的就一定是真跡，還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有時候為了臨摹古人的作品是完全按原作書寫的，沒有避當時應避的字；二是避諱有一定的時間性，如宋人避“玄”“朗”是避趙氏始祖的名，開始并未被列入避諱之列，直到大中祥符五年才有這一規定，在這之前不避也是正常現象。
清代詩人王士礻真在雍正皇帝繼位前已去世，但后人為了避雍正之諱，故在文中提及王士礻真以“禎”字代之，這是后人的避諱，王士礻真本人的作品并非如此，這是避諱的又一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