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作偽自古有之。縱覽中國書畫史，收藏與作偽始終是相伴相生、形影不離的。書畫作偽始自兩晉，緣于當時涌現了一大批出身于士大夫階層的書畫名士如王羲之 等人，他們的書畫一時成為人們競相購藏與賞玩的對象，贗品也應運而生。有唐一代，復制與臨摹成為一種時尚，它更多地體現為書畫傳播與學習的一種手段。宋元 時書畫造假漸多，至明清兩代則作偽復古成風，民國時期書畫造假更是盛極一時。解放后，書畫作偽曾一時銷聲匿跡。近十余年，隨著國內收藏熱的興起又再度卷土 重來。尤其是藝術品拍賣市場設立以來，書畫贗品偽作層出不窮，充斥市場，其花樣之翻新，手段之眾多，伎倆之豐富，堪稱前無古人。

當今市場上的書畫 造假手段雖名目繁多，但大體可將其歸納為如下十種，即：原樣克隆、改頭換位、移花接木、東拼西湊、面壁生造、上款唬人、藏印蒙騙、題跋欺世、著錄偽裝、 “家屬”提供等。這些造假伎倆與手段時下在市場上應用都十分普遍，所以，將其逐一進行剖析與揭示，以引起廣大投資者的警惕與注意，就顯得十分必要。

■■手段一 原樣克隆

所謂“原樣克隆”，即以真跡為本照搬照抄，克隆復制。因有所本，故與真跡相比如出一轍，若雙胞胎兄弟一般；或在真跡基礎上稍加改動，但在整體面貌上仍大 同小異、并無二致。此類作偽目前在市場中最為常見，數量也最多。因系據真跡克隆仿制而成，所以制作起來相對容易。該類贗品通常只注重外形的模仿，在布局構 圖、用筆設色等方面皆十分相似，但每每顧此失彼，有形無神，在作品神韻的把握上往往與真跡相去甚遠。細加比對，真偽一目了然。

某公司拍品 齊白石《觀音》，135×50cm，設色紙本，立軸，成交價64萬元。該拍品明顯仿自北京畫院藏齊白石真跡《白衣大士圖》。真跡尺幅67 ×43cm，乃其上世紀30年代后期所繪。畫中繪一觀音，手托凈瓶，盤膝而坐。人物神態肅穆安祥，衣紋勾勒簡括自然，是齊白石佛像畫中的精品。拍品不僅衣 紋用線呆板凝滯，設色更顯毫無法度，觀音面部設色遠無真跡紅潤之感。此外，題款亦步亦趨，與大師功力相去甚遠。

■■手段二 改頭換位

所謂“改頭換位”，即對真跡進行一番“手術”，或改變方向位置，或顛倒、錯位、移動，或增添、刪減，使加工出來的偽作煥然一新，以達到令買家產生陌生 感、不辨真偽的目的。目前市場上的此類贗品數不勝數，數量上僅次于“原樣克隆”，且大有超過前者之勢。由于買家日漸成熟，克隆品已顯得過于幼稚，易露馬 腳，所以作偽者便改用此招，欺世騙財。由于偽作已經過一定的美容加工，同真跡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故買家往往極易被其蒙蔽。

目前市場上 “改頭換位”型贗品屢見不鮮，某公司拍品徐悲鴻《嘶鳴圖》即屬此類。眾所周知，徐悲鴻乃近百年中國畫壇上舉足輕重的一代宗師，他1919年赴歐留 學求藝8年，深得西方經典寫實藝術之精髓，將西方繪畫精湛的寫實技巧與中國畫之傳統筆墨神韻有機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堪稱近代中西畫法兼備第一人。徐悲鴻筆 下的駿馬，結構精確，筆精墨妙，昂首天外，奔蹄如飛，具有催人奮發的精神力量與人格魅力，古今中外前所未有。

拍品《嘶鳴圖》仿自徐悲鴻紀念館 藏真跡《哀鳴》，將真跡馬頭的朝向由左改右。真跡尺幅較小(60×35cm)，為徐悲鴻1942年繪于重慶，乃為其夫人廖靜文女士所作。比較二 者，有如下差異：一、偽作為了賣高價，將尺寸放大為110.7×53.5cm，此乃作偽者慣用伎倆，因為他們深知市場是按平尺計價的。二、徐悲鴻畫馬之最 大特點是結構比例異常精確，正如其《新七法》所云：“位置得宜，比例正確”。他在法國求學時經常去馬場寫生，畫了大量的寫生，對馬的解剖研究極深。他在早 年寫給劉勃舒的信中曾寫道：“學畫最好以造化為師，故寫馬必以馬為師，我愛畫動物，皆對實物用過極長時間的功，即以馬論，速寫稿不下千幅。”我們看真跡， 馬之頭部刻畫細致入微，眼、鼻、嘴、耳栩栩如生，馬頸、馬胸、馬肚、馬臀、馬腿比例也十分精確到位，無不給人一種體格健壯、肌肉結實之感。反觀偽作，不僅 馬頭刻畫異常粗陋，馬胸、馬肚、馬臀也比例失調，失于簡單，在馬腿的骨骼表現與黑白虛實處理上更是十分拙劣，毫無體現，與真跡有天壤之別。三、馬尾與頸鬃 的獨特處理是徐悲鴻畫馬的一大特色。他畫的馬尾與頸鬃飄動飛逸，酣暢淋漓，一氣呵成。而拍品頸鬃毫無動勢，馬尾運筆則十分凌亂，遠沒有大師之筆墨功力。 四、細觀真跡，用墨豐富多變，擦染極為講究，將馬之體積與明暗表現得淋漓盡致。反觀偽作，用墨單調，擦染無法，毫無體積與明暗效果之表現，與真跡的黑白處 理大相徑庭。五、題款書法呆板僵硬，矯揉造作，與悲鴻書法迥異。尤其在“哀鳴思戰斗，迥立向蒼蒼”之“哀”字寫法上，亦步亦趨，將斷痕也模仿下來，十分可 笑！由此不難看出，拍品《嘶鳴圖》完全是一件破綻百出的“改頭換位”偽作，怎想竟也高價拍出，實在令人捧腹！

■■手段三 移花接木

所謂“移花接木”，即對原作變戲法大搬家，將一件作品中的人、走獸或景物移走，而改換、嫁接成其他內容，一件“新作”便出籠了。由于作偽者對某一家的東 西經常模仿，極為熟悉，故制作起來相當容易，有些移花接木作品甚至天衣無縫，一般人很難察覺。此類作偽手法屢見不鮮，且屢屢得逞。主要表現在一些動物畫與 人物畫中。例如拍品《貓》與《松猿》，便是將徐悲鴻紀念館真跡《為誰張目》進行移花接木后的兩件偽作。真跡尺幅85×52cm， 作于1931年，雖為徐悲鴻早期貓畫作品，卻不愧為精品。無論是布局構圖，還是貓之形體與神態，抑或松樹的處理，都很精彩，題句“為誰張目，不堪回首”也 頗含諷刺之意。拍品《貓》將真跡中貓所處之場景——松樹換掉，原封不動地把貓改“搬”在一塊巖石上，但貓的面部刻畫粗糙，不僅耳部缺乏挺立感，眼、鼻、嘴 也失真過多，尤其貓倚住樹干的前爪，竟不做任何改動地照抄下來，十分可笑。此外，石的勾染與樹的畫法與大師的功力也有天壤之別。尤其是一枚壓角印居然鈐在 畫面中間，顯然作偽者對徐悲鴻的用印習慣缺乏基本的研究。而另一幅偽作《松猿》則變戲法般地套用《為誰張目》之場景，無奈松樹之樹干、松針與真跡的畫法迥 然不同，馬腳畢露。偽作標作于1932年，與真跡(1931年)僅隔一年，水平竟有如此差距，個中奧妙只有造假者自知。

　　■■手段四 東拼西湊

所謂“東拼西湊”，即將不同作品拼湊在一起，形成一張所謂的“新畫”，使人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但又說不清道不明。此類作偽目前在市場上不在少數，對買 家具有較大的欺騙性。由于是拼湊而成，故布局構圖往往易犯生硬呆板之弊，彼此關系難于處理協調，是該類偽作之通病。細察之，自能看出蛛絲馬跡。此類作偽通 常是在同一畫家中使用，如將徐悲鴻《柳下立馬圖》改為《柳下立牛圖》，即輕而易舉，又極富創意，一般人極易落此陷阱，目前拍場上不少偽作多用此法，且屢有 斬獲。在造不出來的情況下，此法也不失為一種“高明”之策，畢竟比克隆品叫人一眼辨出強許多。

拍品徐悲鴻《貓蝶圖》即是一件典型 的“東拼西湊”偽作。該贗品抄襲自徐悲鴻紀念館真跡《貓》（圖9），只不過將另一件館藏真跡《貓蝶》中之蝶挪至此幅，這樣一件“真跡”便應運而 生了。真跡《貓》(46×34cm)，作于民國29年（1940年），乃為其妻廖靜文女士所繪。而另一件繪有飛蝶的真跡《貓蝶》（64×54cm），則是 1943年繪于重慶磐溪。一、偽作標壬午(1942年)作，并將尺幅改為橫式構圖(46.5×69cm)。二、拍品無論是貓之姿態還是石之形狀，與真跡 《貓》皆十分雷同，唯一不同的是貓眼的畫法抄自于《貓蝶》。三、雖屬抄襲，但是在筆墨勾勒點染上毫無法度，與真跡遠無法相比。四、特別是貓腿與貓爪畫得慘 不忍睹，松懈無比，一點也無真跡矯健、鋒利之感。五、在石的勾染上也全無悲鴻大師慣有的畫法。六、落款書法與大師功力更是相去甚遠。此件偽作竟是從海外征 集而來，現如今海外回流中真偽混雜，已是不爭的事實，投資者應小心謹慎為妙。

　　■■手段五 面壁生造

所謂“面壁 生造”，即完全不以真跡為本，憑空臆造，無中生有。造假者為了給觀者一種“新穎”之感，多采用此種作偽手法。該類贗品通常不受原作所限，任意發揮，故大多 神韻尚有可觀，但形的把握每每敗筆盡出，易露馬腳。近幾年，該類偽作在市場上經常現身，不少還是高價位拍品，投資者往往被其所迷惑，上當受騙時有發生。

某公司拍品徐悲鴻《貓鼠圖》，設色紙本立軸，69×104.8cm，估價15-18萬元，即是一件十分明顯的面壁生造偽作。該拍品 畫一貓在樹上匍匐，眼盯前方一松鼠，真可謂構思巧妙，想象力非凡。但無奈畫技實在不堪入目，不僅貓與鼠的形象刻畫十分丑陋，筆墨也異常粗糙。尤其是題款筆 力軟弱，印色也慘不忍睹。此外，樹干畫得格外凌亂，勾染毫不得法。總而言之，該拍品與大師的功力畫風相去甚遠，全然沒有大師的半點蹤影，完全是一件拙劣的 杜撰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