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我們懂得了“怎樣駕駛汽車”的基本常識和方法原則，只要準確地運用這些方法，總是能把一輛汽車成功地開動起來；而當我們懂得了“怎樣鑒定書畫”的基本常識和方法、原則，即使準確地運用了這些方法，卻無法保證一定就能把一件書畫作品的真偽成功地鑒定出來。這里不是說熟練不熟練的問題。假定有甲、乙兩位國家級的書畫鑒定家，年歲大致相同，從事書畫鑒定的時間大致也相同，取得“國家級書畫鑒定家”職稱的年份大致亦相同，乃至在鑒定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大致還是相同，總之，兩人對于書畫鑒定是同樣的熟練?，F在，試來鑒別一件作品，無疑，兩人所運用的方法、原則，尤其反映在“以筆墨風格為主要依據”這一點上，也毫無分歧。從理論上，鑒定的結論應該是一樣的；可是，從事實上，卻往往有可能截然相反：甲說真，乙說偽！
這，不能不使人對于“怎樣鑒定書畫”的常識、方法、原則，尤其是對于所謂的起決定作用的“主要依據”產生懷疑。當然，事實上，這一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本文也不能不指出，在“怎樣鑒定書畫”的諸方法中，筆墨風格雖然是最重要的一條，但它卻不是最具說服力的——有時，簡直就是最沒有說服力的。因此，自然，它也就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它，并不能算是“鐵證”，對它的解釋權，正、反雙方可以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同等去運用。
首先，一件作品，假定它是未帶署名的，無論它是真跡也好，偽作也好，可以肯定，它的筆墨風格在表面上卻是筆勢跌宕而雄強駿快的。于是，主真者，往往用這些風格特點來作為它是真跡的證據；而主偽者，又往往用“在本質上不符合這些風格特點”來作為它是偽作的證據。此外如徐悲鴻的馬、喜鵲等等，也有如此的情況，除非它的筆墨明顯用趙叔孺或江寒汀的風格。一件偽作，你要想從筆墨風格上說它不是徐悲鴻，非常沒有說服力。同理，真的徐悲鴻，你要想從筆墨風格上說它是徐悲鴻，也是顯得缺少說服力的——同樣的話，我們也曾聽到有人用它們來指證徐氏的偽作為真跡。
其次，雖然是同樣的筆墨風格，但真跡必然自然流暢，沒有造作；精妙生動，不是拙劣；渾厚有力，絕去輕浮……而偽作則反之，如此等等。能這樣，看上去對于筆墨風格的認識更要細致，更深入了，應該可以具有說服力了吧？事實上，并非如此。米芾的《研山銘》有人說真，有人說假。說真的，除了指證它的筆墨風格，與米氏的風格吻合無間，更具體地指證它某一字的某一筆如“千鈞一發”，非高手如米氏莫能。說假的，當然不能說它的筆墨風格不是米的風格而是趙佶的風格，而是針鋒相對地具體指證上述某字的某一筆簡直是拙劣不堪，一高手如米氏，怎么會如此不懂筆法，寫出這樣的東西來！那么，究竟這一字的這一筆，是如千鈞一發的精妙絕倫呢？還是不懂筆法的拙劣不堪？又如，有一位朋友，由一位國家級鑒定家向他推薦而購買了一件潘天壽作品，拿到我那里一同欣賞。打開后我看假，理由當然不是與潘氏的風格不符，而是筆力輕浮。朋友卻說，該鑒定家表示，潘的筆墨風格以雄強著稱，一味霸悍，而此圖的筆墨正是極其渾厚有力，非潘莫能。試想，這筆墨的力輕還是力重？又不能用秤去稱量，所以，說它輕，沒有說服力，說它重，同樣沒有說服力，唯一有說服力的，便是說它輕的人有地位，還是說它重的人有地位。但這樣一來，書畫鑒定又將從何談起呢？我當時對這位朋友說，事關數十萬元，不是小數目，你可持此畫去杭州找潘公凱先生，不要對他說任何人的鑒定意見，由他來決定。但當天我從畫冊中找到此圖的母本，兩相比照，朋友所購的那張系照畫冊仿造無疑。于是，這位朋友即持此畫冊找到向他推薦的鑒定家，退畫還款。此外如筆性，甲說相符，乙說不符，也是一件不敢做“親子鑒定”的事情。
正由此事，使我深感，筆墨風格在書畫鑒定工作中的重要性雖然無可替代，但用它來證明一件作品的真或偽，卻是最沒有說服力的。最有說服力的，或可以稱得上是鐵證的，是什么呢？那便是如上述潘天壽的母本，只要把這樣的證據擺出來，正方無須再作反復的說明，而反方的滔滔雄辯自然也會掩息。所以，在書畫鑒定的工作中，“以理服人”不是真理，“事實勝于雄辯”才是真理。
當然，所謂鐵證不一定限于找到母本，而是指類同于母本的事實。比如說，一件署名名人的作品，其中出現了康熙的避諱，這就是鐵證。你要說它是偽作，從筆墨風格上證明它不是明代某某人的，時代風格不對，個性風格不對；從筆墨的精劣上證明它不是某某人的，如何拙劣，如何浮薄，盡管表現的筆形相似，內在的筆性如何不符，這一些，誠然很有“理”，但不能說服人。尤其當有人主真的情況下，他也會用同樣的證據來證明它是真跡，且也顯得很有“理”。然而，當你舉出其中有康熙玄燁的避諱，一切也就不證自明了。
證明一件作品是偽作，最有力的是鐵證；證明一件作品是真跡，最有力的當然也是鐵證。但二者的情況又稍有不同。當鐵證證明一件作品為偽作，那它必偽無疑；而當鐵證證明一件作品為真跡，那還有可能為偽作。這里面有幾方面的原因。一、通過電腦制作，做出書畫家本人在偽的作品前的照相；二、因書畫家本人各方面的原因，留下了與偽的作品的合影。所以，鐵證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證明一件偽作之為偽作，但卻不能保證百分之一百地證明一件作品為真跡——在這種情況下的鐵證，一般不是我們找出來的，而是作偽者制作出來的，但是，我們卻無法找到證明他制作“偽鐵證”的鐵證。
那么，當一件作品在沒有鐵證的情況下，它究竟是真還是偽呢？一般說來，在60％的情況下，真的就是真的，偽的就是偽的；在20％的情況下，真的有可能被當成偽的，而偽的有可能被當成真的，需一定的時間才能翻案平反。
行文至此，本擬結束，恰好有一位朋友剛買了一軸劉旦宅的《東坡玩硯圖》，請求鑒定真偽。打開一看，上面還有詩塘，也是劉書“玉德金聲”四字，畫的年款為丙子（1996年），詩塘的年款為壬午（2002年）。書和畫，都偽，偽的理由何在？不是筆墨風格不對頭，筆墨風格當然是劉旦宅的，否則也不可能冒充劉旦宅。而是因為筆性、筆力，包括運筆的頓挫轉折等等，軟弱輕浮，與劉的爽利勁健，完全不能吻合。但是，這樣的解釋，雖然是最關鍵的，最根本性的，然而，卻又是最沒有說服力的。所謂“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說”，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等等，固然是深入了個中的三味，但又是多么沒有說服力啊！而恰恰這位朋友，拿出了鐵證，劉與此圖的照相兩張，一張在看此圖，詩塘還空白著；一張題好了詩塘，正在重新觀賞。照片，當然是賣家同時給這位朋友的。劉先生我們是很熟的，他決不會把這樣的畫看做是自己的真跡，更不會在上面題詩塘。那么怎樣來解釋這兩張照片呢？我認為，劉在看的那張是真跡，所以起了詩塘，現在眼前的這張是據之偽造的。但朋友不信，認為眼前的這張就是照片上劉在看的那張。照片小，許多細節不可能看清，最簡單的辦法，帶這位朋友到劉家即可分明。但通常不能隨便把陌生人往人家家里帶。這樣，問題就講不清了。無奈之下，我只能再比較詩塘。二者之間細微的不同，當然不能作為鐵證，因為有攝影角度的不同而引起透視上的變化。但原作上，“金聲”兩字，“金”的末筆有粗的筆絲，連帶到“聲”的首筆，而照片上，“金”、“聲”兩字則是不連筆的。找到了這個鐵證，朋友才信服，表示要去找賣家退貨。由此再一次證明，要想使人相信一件作品是真的或偽的，最有說服力的是鐵證。
所以，“怎樣鑒定書畫”？筆墨風格等等當然還是最重要的，我們必須繼續充分地去認識它；但最有說服力的，我們必須去努力尋找鐵證。一個鐵證，足以抵得上千言萬語的解說。至于什么是鐵證，則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