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惲壽平的《花卉冊》，七十年代初，一次在觀賞中，先生說：“其中有一開壞了，是我全補的，你們找找看。”我們幾個毛頭小子前后翻了兩遍，竟不知在何處。于是先生指其一處說：“就在這里”。我們用放大鏡仔細觀察，才發現這里補了一大塊，有一些花瓣和葉子是后加上去的。這件作品是故宮收進后，由楊文彬先生修復重裱，補紙和補畫，與原作相接得天衣無縫，堪稱“雙絕”。由此可看到先生的臨仿功力。特別是這件作品所缺失的部分，沒有原作可供參考，不是一般的修補接筆。這需要對原作者有深入研究，熟悉其風格特點、用筆習慣，同時還要有熟煉技巧，方能作到心至筆隨，如此完美。
工夫在鑒定之外
1978年我被選定做徐先生的助手。這是在“十年浩劫”之后撥亂反正，有組織有領導的安排。目的有二：一是搶救老專家的學術成果；另是以傳、幫、帶的形式培養業務接班人。先生早有這個想法，他要寫一部《古書畫過眼要錄》以超古人。他認為今天鑒考古書畫，比古人的條件要優越得多，理應比古人強。同時他也感覺到，從事古書畫鑒定工作的人本來就很少，加上“文革”的耽誤，后繼乏人，需要有人來繼承。書先生早已自己動手寫作了，有關故宮的藏品部分，初稿已形成。其成果除了在院藏一級品檔案中體現之外，就是1987年由湖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古書畫過眼要錄》第一冊露出的冰山一角。先生所需要做的是，對全國各省市博物館、文管會、文物商店等單位所收藏的古書畫，作一次全面的考察，以充實豐富該書的內容。作為助手，除了陪同先生照顧其生活起居之外，主要是在鑒定觀賞書畫時作記錄。這個項目得到了故宮博物院領導的積極支持，并撥出專門款項，列入年度計劃。同時也得到了全國各兄弟單位的支持和幫助，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接待。
記得1978年秋，我們一行三人到達山東濟南，省博物館的同志除了接待我們看館藏書畫之外，周日還派出車輛作陪同人員游覽當地名勝風景，如大明湖、趵突泉、佛峪、龍洞等。龍洞在濟南郊區，四面環山，峭壁陡立。有溶洞于峭壁上，蜿蜒如蛇行，時隱時現。于是我們拾級而登，沿著巖洞走了一遍。隱處幽暗，有人掏出廢紙點燃，為先生導路。下來以后再到峪底，見山頂有亭，我們幾個便想爬山。先生畢竟有了點年紀，有點力不從心，只好作罷。當我爬上山頂，正興致勃勃地眺望四周山色，猛回頭卻見先生一人在谷底，背著雙手，獨自徘徊。心想我應該陪他一下。晚上回到旅館，又見先生倚靠在床頭，掏出小本在寫什么，我便問寫什么呢。先生把小本遞過來，一看，原來在填詞，寫的是白天游覽事。我順便翻了翻小本的前面，密密麻麻，修修改改，全是詩詞。我雖然也喜好詩詞，但從未于此拜過師，用過心，但還能背得出一些古人名作。先生見我興趣濃厚，回到北京之后，就把這首游龍洞的詩書寫給了我。詞為調寄《滿庭芳》，照錄於下：
嵐合晴容，泉吟清韻，千尋層翠迷空。天開圖畫，繡出錦屏風。裂破云根土脈，何年事，潛臥癡龍。穿邃窟，初拋列炬，回看失前峰。
蒙蒙篁竹下，修蛇邐迤，佛峪還通。暫停車坐對，是處丹楓。仰看虛亭木末，心振蕩，懸級難從。+巖外，風呼谷應，山客若為逢。
徐先生自1950年調到北京之后，一心一意撲在古書畫的整理、研究和鑒考上，三十余年中，于書畫創作幾乎輟筆，故一時后輩多所不知。至于詩詞，那就更少有人了解了。先生的詩詞創作，或寄興抒懷，或鑒古題畫，偶亦涉及時事，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而情真意切，發乎性靈。然從未在報刊雜志上發表，也從不以此自許，純粹是為了自娛，一時寄興而已。故有些作品，無所掩錦，爛漫天真，完全可以見其個性。近些年來，稍見其自書作品，或見于展覽，或見于選集，僅只其百一。
寫作舊體詩詞，在我們這一代前兩輩人中，就以為是一件很難的事。它除了講究平仄、對仗、音韻格律之外，還要講究工穩、雅正、修辭、用典等，在這些要求達到標準以后，才是意境、情趣、個性、特色的創新。故毛澤東主席才說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的話來。但是我們也不妨反過來想，從古典詩詞的寫作，也可以看出一個人對傳統文化的修養與造詣，特別是我們這些從事古代文化研究的人們。在文物界老一輩堪稱大師級的人物中，除啟功、張伯駒兩先生于此道早已知名之外，還有張珩、朱家晉、王世襄先生亦是此中高手。
書畫鑒定不只是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體會古人的用心，要懂得“鑒”，必須先懂得“賞”，“賞鑒”二字是不可分割開的。“賞”是在與古人對話，啟功先生曾有詩贈我說：“賞會從來在賞音，古人相照比知心”，也講的是與古人對話。古人的語言都留在字里行間，筆墨之內，這要會心才能讀到。然而與古人對話，先要取得對話的資格。對于傳統文化，若是一竅不通，或一知半解，連他們的語言和表達方式都不懂，這又如何能對話？“鑒”非易事，“賞”亦更難，跟隨徐先生等老一輩學習，這鑒定之外的功夫才是最難的啊！
長壽無秘訣
去年先生九十四歲生日，我和故宮研究室幾位同事去他家看望祝賀。只見他坐在書案前，右手握筆，在翻看一本畫冊。見我們來了非常高興，和往常一樣，沒有客套話，即招呼我過去指著畫冊圖片說：“這張真好，頭等。”又翻著另一頁說：“這張有問題。”在畫冊的空白處有他做上的記號和最簡單的評語，有的畫上一個圓圈，有的則兩個，有的則是一個叉。評語即一個“真”或“偽”字或“存疑”兩字。語言和文字、符號的表達雖然十分簡單，但在先生的腦海里，卻是一篇篇的論文。因為這些畫幅都是我們所熟悉的，有的先生還寫過文章，有的雖未寫過，但也不知多少次在頭腦里打過轉轉。翻看這些畫冊，除了是一種精神享受之外，也是在重新審視再度檢驗自己的研究，并作出新的探索。
今年春節我去拜年，先生躺在臥室床上，但精神很好。我向拱手祝賀佳節，先生滿面笑容，問：“你還住在皇史+罷”。其實我已搬出那里十余年了，可先生為什么還以為住在那里呢？這是因為他調到北京的時候，最初被安排在皇史+居住，對那里有深刻印象和懷念。這時徐夫人滕芳女士問他：“你今年多大啦？”先生說：“六十五。”徐夫人說：“楊新都六十五了，你還六十五，九十五，知道嗎？”先生說：“哦，九十五啦！”其實先生說他六十五歲，是在開玩笑。但是先生做起事來，不記時日則是真的。
為了讓先生安靜地休息，我便告辭，先生把頭抬起來說：“那我就不送了。”不意蹦出這么一句話來，這是先生從來沒有過的，這仍然是在開玩笑。記得先生《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改訂重印后送我一本，我請求簽個名，先生提筆來問：“寫什么稱呼，寫‘楊院長’？”我連忙說：“哪能這樣寫。”其實我這著急是多余的，他已在書的扉頁寫上了“楊新老弟存覽”。這次說“不送”，也是明知而故意的。由此可見先生對待生活，始終保持著樂觀的心態。
回到客廳，我問徐夫人：“先生這么健康長壽，有什么秘訣嗎？”徐夫人不假思索地說：“他這個人哪，就是沒心沒肺。”可謂一語中的。所謂“沒心沒肺”，即是除了古書畫研究鑒定、吟詩作畫、寫字讀書之外，其他的事情好像都不在他心上。可是人都生活在社會中，有些事情你不去找人，別人卻要找你，能不往心里去嗎？例如歷次政治運動，誰能不參加，尤其其像先生這樣的人，多少都要受到沖擊。“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先生就被了出來，打入“牛鬼蛇神”隊伍，受到批斗和陪斗。這場運動是沒有什么章法的，說打就打，說揍就揍。先生瘦骨嶙峋，能經受得住嗎？可是先生卻逃過了這一劫，之所以能逃過這一劫，別無它，是其秉性“沒心沒肺”。對學術、書畫之外的事他都不關心，“造反派”實在找不出可供批斗的言論資料，只有給他亂扣幾頂帽子，喊幾句口號。而你說什么，他就承認是什么。不像有的“黑幫”，批判一句，反駁一句，結果招來一頓拳腳。
記得下放到湖北咸“文化部五·七干校”時，從住地到湖中勞動，有一段很長路，特別是天雨道路泥濘，先生走得慢。往往我們已勞動了大半天，先生才走到地邊。當他下到水田中放下耙頭剛要勞作時，有人就高聲喊著他名字叫站好，先是叫背“語錄”，然后開始批判。可是批判者說不多少詞，只好帶領大家喊“打倒”的口號，一連喊了數聲，先生也跟著喊打倒自己，就一聲不吭站在那里等著。領著喊口號的也覺得沒勁，只好叫一聲“都干活吧”，這場地頭批判會就結束了。久而久之，就也無人對此種批判感興趣了。
照理說，“文化大革命”“觸及靈魂”，對先生的沖擊也算不小，他曾在小販那里買一只梨子吃了，還被專門開了一個全連大會批判，說是支持資產階級搞“自由化”云云。可是“文革”之后，我跟隨先生那么些年，卻從未聽到過他提起過這些不愉快的往事，好像這些事從未發生過似的。
徐夫人還告訴我，有一張被拍賣行賣出的張大千畫，先生與謝稚柳先生的看法不一致，先生認為畫心被換掉了，而謝公認為是原作，官司打了好幾年，最后法院判定畫作為偽品。有記者想采訪先生被絕了，先生說：“謝公已經去世了，還提這事干什么？”
在生活中，先生并不是沒有喜怒哀樂。我曾經見過他在“四人幫”跨臺時寫的幾首七言絕句，筆鋒犀利，直指江姚，那是有喜有怒。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會自己調整自已的情緒，將哀、怒很快忘記，把喜、樂留下享受。這也許是他從對古畫鑒賞中獲得的對人生的徹悟，一切都是“云煙過眼”，所以他把自己大部頭巨著，叫做《過眼要錄》。
先生的身體一向瘦弱，但素質好，在大難中也少病痛。在干校有一些年紀大的，如唐蘭、羅福頤等先生，曾得到“優惠”，安排去放牛、看磚瓦等，而先生卻一直下湖勞動，這也許對他的身體鍛煉有好處。先生也不愛運動，但很會自己保養。我和先生去外地考察時同住一室，每晚他都自己按摩，然后靜坐，眼睛看著對面墻壁。先生告訴我，這是在“轉眸子”，鍛煉眼睛。所以至今一般看書畫和寫字，他都不戴花鏡。這使我想起黃庭堅頌贊郭熙畫的兩句詩：“熙今頭白有眼力，尚能弄筆映窗光。”又文征明九十歲仍作小楷。徐先生年齡比他們高壽，身體好，還要眼睛好，這是很難得的。“轉眸子”大概是長壽中唯一的秘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