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目混珠，擾亂市場
實際上，書畫作偽自古即有之。作偽者受利益驅使，仿制他人作品或竊換真跡或出售獲利。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書畫作假高潮，分別在宋、明和清末。可見，偽作贗品盛行早已成為中國書畫市場中的一大頑癥。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逐漸繁榮，以利益為驅動的書畫造假再次沉渣泛起，形成了中國書畫造假的第四次高潮。綜觀中國近十幾年來藝術市場發展過程，制假售假、唯利是圖的現象觸目驚心，作假、批發、炒作、拍賣一條龍，呈現出職業化、集團化的營運特點。書畫市場中，因作品真偽問題而引發的爭議乃至訴訟時有發生。其實，這些案例只能算是書畫市場中大量偽作贗品的冰山之一角，類似的事件不計其數，沒被揭露出來的還不知有多少。有的拍賣會上贗品所占比率高達50％，甚至達到滿場拍假，而畫廊、畫店、書畫攤點出售假畫也是司空見慣。除作假畫外，有的還對畫家的畫集進行造假，將偽作夾入偽畫集內，使偽作以“正規出版”的名義蒙騙購藏者。甚至為了制造假象，還用電腦合成的方式制作作品所有人與畫家合影的照片，有的還將偽作放在照片中。大量偽作贗品充斥于藝術市場，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書畫的交易，無論是對藝術家、購藏者還是中介機構，都是一種傷害。對藝術家權益的侵犯和對購藏者利益的侵害自不必說，對中介機構來說，出售偽作在短時間內也許能夠牟取暴利，但從長遠來看，這種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交易行為不僅會導致藝術市場的混亂，也終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另外，“假作真時真亦假”，如果魚目混珠、真贗不分，真品也會由于買家的猶疑而無法售出。中介機構只有樹立自己的形象、信譽、品牌，爭取和鞏固收藏家隊伍，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偽作贗品盛行也是阻礙中國藝術品市場與國際接軌的重要因素之一。前幾年，國際拍賣業巨頭之一的蘇富比拍賣行就曾以中國書畫作品真偽難辨為，由公開聲明取消中國書畫拍賣，這也為中國藝術市場敲響了一記警鐘。不解決“假”的問題，如何向世界弘揚中國的民族文化，如何使中國的藝術市場品走向國際化？
鑒定混亂，專家、畫家、家屬齊上陣
按理說，出現在展覽會、拍賣場上的書畫作品應該都是經過專家層層把關才能呈現在公眾面前，即使出現問題，也應該由相應的專家來指出。然而遺憾的是，往往對作品真偽提出質疑的并不是專家，而是畫家或畫家家屬，這種現象不由得發人深思。而針對畫家本人、畫家親屬的打假、鑒定行為，公眾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目前在中國市場上，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有官方質量檢測機構的真偽和質量檢測標準，而在藝術市場中，還沒有國家權威機構為藝術品的真偽及質量優劣負責。在權威鑒定部門缺位的情況下，書畫鑒定就會經常出現爭議，這也就導致了專家、畫家、家屬齊上陣為作品真偽作鑒定的局面。姑且不論這些鑒定者們在鑒定方面的權威性如何，在沒有監督機制的督導下，這三種鑒定群體都容易出現問題。
俗話說的好，術業有專攻，中國書畫藝術博大精深，正如畫家不可能精通各種題材、風格，鑒定家們也都有各自擅長的領域，誰也不可能成為“通才”。書畫鑒定可以說是一所上了學卻永遠畢不了業的學校，再高明的專家也有走眼的時候，這本不該求全責備。然而，當某些鑒定家們“利”字當頭時，就顧不上自己擅長什么，只要造假者找上門來，一定數額的金錢就可以換到一張所謂的“鑒定證書”。而這一紙“鑒定證書”的費用，往往就成了造假必不可少的一項成本。這種“鑒定證書”與其所“鑒定”的贗品同時在市場上流通，不僅成了作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為贗品的流通保駕護航。“鑒定證書”本是順應市場需求才出現的，體現了市場的供求關系。但是，這些“專家”的“鑒定”以及各種“鑒定證書”卻使得本就混亂的書畫市場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而實際上，這些“專家”所侵害的不僅是市場和買家，久而久之，對自己的名譽也是一種損害。筆者在一次與某拍賣公司老總的交談中，提及業界一位重量級的鑒定專家，這位老總直言不諱地說：“ххх鑒定的東西我們絕對不要！”看來，不僅是購藏者在看到這類鑒定證書時要多打幾個問號，專家們在出具鑒定證書時也應慎重，不要做那種“短損人，長損己”的事。
其實對作品真偽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書畫家本人，但他們在打假活動中卻屢屢受挫，如史國良的打假，非但沒有奏效，還遭到北京軻爾多拍賣公司的“封殺”。而對于畫家涉足鑒定的行為，也有人說，畫家本人出于種種原因有時也會把真畫說成假畫，其鑒定結果也并非完全可信。誠然，有些書畫家或者由于未出名之前作品稚嫩，或由于無償贈送反而被賣，或為抬高作品價位，故意把真的說成是假的，這種情況可能存在，但僅是個別現象，絕不能代表書畫家整體。不管怎么說，書畫家出面打假或鑒定必定要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從而影響到他們的書畫創作。像吳冠中這樣聲名顯赫的畫家，為了打一場假畫官司，費勁周折，最后雖然贏了，卻耗費了3年時間，更何況一般畫家呢？
除專家、畫家以外，一些已過世書畫家的家屬現在也經常出現在各種鑒定場合中。因為他們熟悉畫家生前的生活、創作，對畫家原作的接觸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其鑒定的權威性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其實針對家屬鑒定也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像吳作人夫人蕭淑芳女士、黃胄夫人鄭聞慧女士等，自身具備一定的藝術修養，對畫家真跡的研究及各時期作品的熟悉和了解，絕非外人可比，她們的鑒定意見有較大的可信度。但并非所有的家屬對畫家作品都有所了解、研究，有的可能一竅不通。往往還是“利”字在作祟，在有償鑒定的誘惑下，有些人不管自己對先人的作品有無研究，盲目“下海”，指鹿為馬，聽任別人擺布。因此，面對書畫家家屬的頻頻走穴、鑒定行為，藏家們也要擦亮眼睛，不要僅聽一面之辭。
加強行業監管，規范市場程序
藝術市場中贗品泛濫、鑒定混亂的情況，歸根結底是由市場不成熟、法規不完善造成的。解決這一頑癥需要政府部門和市場中各利益主體的共同努力。對于畫廊、拍賣行等中介機構來說，首先應該加強行業自律，主動杜絕贗品。鑒定家們也要講職業道德，重職業操守，不做違心鑒定。但僅僅依靠中介機構的行業自律和鑒定家們的職業道德來規范市場是不切實際的，政府部門作為市場的監管者，應從政策法規入手，完善相關法律規定，建立健全監督、管理機制，引導藝術市場健康有序發展。如我國現行《拍賣法》第五章第61條就拍品質量問題作出規定：拍賣人、委托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也就是說，拍賣公司沒有義務保證上拍的作品全部是真跡。藝術品真偽辨別本就是一項技術性較強的工作，有時候出于各種原因拍賣公司不可能對拍品百分百保真，這本也無可厚非。但是，有些人就在這一點上大做文章，鉆政策法規漏洞，沒有義務保真變成堂而皇之賣假。《拍賣法》沒有及時修訂不但沒有起到規范市場的作用，反而成為某些制假投機者的保護傘。像這樣的條款就應該隨著市場的發展予以修改，而不是成為制約市場趨于規范的因素。另一方面，政府部門還應加大對藝術品制假售假的打擊力度，嚴打制假售假源頭。在這一點上，國外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在有些國家，一旦發現贗品，是作為欺詐罪來調查的。如上世紀90年代，紐約佳士得曾以150萬美元的價格賣出美國現代雕塑家卡特爾·阿列克山德羅的運動雕塑，一年多以后，這件作品被證實是贗品，經FBI偵破，贗品制造者被判刑數年，房產也被充公抵債。被稱作“假畫大師”的英國畫家約翰·邁亞特也曾因偽造名家畫作被判監禁1年，坐牢4個月。對制偽售假懲罰的嚴厲性也是國際藝術市場較為規范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目前在我國，對于普通商品制假售假的懲罰措施，能夠在相關法律條文中找到依據，但在藝術品市場中卻沒有相應的細節規定和明確的司法解釋。而針對鑒定行業的混亂狀況，當務之急是出臺相關藝術品鑒定法規，考核鑒定者的資質，明確鑒定者的鑒定范圍，這些都需要政府部門做出努力，完善司法。
另外，書畫市場中偽作贗品盛行與藝術家銷售渠道的不規范也有關系。在國外，藝術經銷商是作為藝術家和購買者之間必不可少的媒介來服務的，所有出售的作品都會記錄在案，這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規避贗品的出現。藝術家一般不會直接參與銷售，而由經紀人去為作品做代理、包裝、營銷等工作，即使出現糾紛，也可由經紀人去處理這些事務。而在國內，藝術市場的經紀人制度還沒有建立，藝術家私下賣畫的現象也很普遍。正是由于書畫家經營渠道不公開，沒有成交作品的記錄檔案，才致使造假者有恃無恐，隨意剽竊作品，以假充真。其實對書畫的真偽鑒定，照片、圖錄、畫冊等都只能作為旁證，最有效的最規范的應該是銷售合同、出售作品的發票、作品的編號等等。因此，藝術家在出售作品時應該走正常的市場程序，通過代理商銷售作品，對每件作品拍照、編號，這樣在出現爭議時，才能夠拿出最具說服力的證據。而請一位經紀人為自己服務，雖然會分走一部分利潤，但經紀人會承擔除創作以外的大部分工作，使藝術家能夠集中精力搞創作，再也不會出現藝術家奔忙打假的情況，從長遠來看，對藝術家是有利的。而在所有這一切還沒有實現之前，作為購藏者，重要的是培養自己的藝術鑒賞能力，提高眼力，不為低價所動，通過正規渠道進行交易，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購買偽作贗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