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狀態(tài)被把握機會與追求利益的敏銳所取代，無關藝術本體的才智放大到一個不該大的程度和位置，人們無暇思慮藝術的品質(zhì)與生命。
時代性以出生年代劃分畫家群可能會給研究者帶來某種便利，但有一定的偏頗性。好的畫家，應該超越時代的局限性，讓自己的藝術走得更深更遠。發(fā)揮時代賦予的優(yōu)勢，把時代可能帶給的局限性降到最低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應該停留在傳統(tǒng)的分科和畫種的傳統(tǒng)界定上，何況中國畫的界限已日漸模糊，但我仍認為可以打破畫種間界限和一味固守畫種疆土——犯的是同樣的錯誤，中國畫如果沒有中國畫的本質(zhì)性元素，那么我們就可以給它又一次冠名的機會——這個機會最好不要。所以，民族性特征和本體性研究也是我所關注的，盡管比起前輩畫家，民族性的課題退居到時代性之后，這兩者并不沖突。
自我風格創(chuàng)作的個性化色彩明顯的時候才能說明中國畫真正走出了低谷，才能擺脫創(chuàng)作上的無所依托感。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畫恰恰可以成為彌補現(xiàn)代藝術不足和現(xiàn)代人心靈缺陷的湯劑。
具有最終評判力量的決定性因素還是作品。85新潮激活了人們的創(chuàng)新能力。上世紀90年代后整個中國畫壇趨于理性與平穩(wěn)，但探索的余波未消。我曾嘗試和摸索——拼貼，做肌理，用洗滌劑，民間作風，裝飾性，唯美主義，結構性分割……一路下來，仍然認為“寫”是最可以抒放情緒的方式，可以“寫”得有“作”之嚴整精謹，也可以“作”得有“寫”之自然輕松，“作”與“寫”也可以結合于同一畫面。
很多畫家在筆墨結構上做出改變，這是在“修正筆墨”——關鍵是修正筆墨趣味和中國畫的套路，使筆墨效果能夠貼切地附著于表現(xiàn)的的物象，消解傳統(tǒng)的筆墨范式，從中尋找出與當下體驗契合的因素。我是在“求證”自身暮戲ㄐ災星靶械摹?
我的作品因為將“線”置換成大的筆觸而呈現(xiàn)出“面”的形態(tài)，而在筆觸的轉換和并置中，“染法”失去了它在線造型中的意義，由此可能失去的畫面含蓄美則由積墨法來彌補，此法沒有染法的彌漫感，卻仍可獲得深邃、神秘和厚重的視覺效果，比較適宜表現(xiàn)北方的山水。
一味奉行傳統(tǒng)也好，一味追逐新異也好，在當下藝術語境中都不是靈丹妙藥，唯有用勤奮、智慧和銳利，經(jīng)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技與道的反復對接，才可以找到我們心目中的新水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