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畫究竟是在什么條件下產生的？關于這個問題，向來有3種不同的見解：其一，山水畫的產生與地主莊園制有關。筆者以為此說未妥，因為歷來的山水畫家都主張足跡遍布名山大川，他們追求的是自然美的典型，而絕非定居名勝一處；其二，山水畫的起源與道家思想有關。不管東晉、六朝的山水畫如何古樸雅拙，也不管元代的山水畫如何高深莫測，都是畫家內心宇宙的外化，而這種宇宙觀的主體就是中國人特有的“天人合一”──即人與自然相統一的思想觀念。這是道家學論所提倡的，更是儒、道合一的產物。但是從這個宇宙觀出發，它只是使人們在思想上形成一種特有的認識自然、把握自然的方式而已，至于是否要通過藝術手法去表現，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因此，僅以山水畫家沉湎于自然、無心功利的現象，簡單地同道家思想相聯系，顯然是不夠充分的；其三，高人逸士圖《如竹林七賢圖》之類是山水畫的前導。筆者同樣不贊成此說，因為高人逸士圖是人物畫，其間的山林竹石只是作為觀景表現的，而且這類題材和創作方式一直延續到清代，并非因為有了山水畫而被取代。筆者以為中國山水畫產生的主要原因當與整個華夏民族的山水審美文化的發展思想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講，山水畫當與山水詩接踵而起的。

中國山水審美的崛起，當不晚于春秋之時。如孔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孟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盡心章句上》）；莊子的“退居而閑游江海”（《莊子·天道》）等等，都萌生出對于自然山水的樸素而自然的情感。但到了風流倜儻的魏晉南北朝，中國山水審美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轉變，它標志著人們對于山水自然景觀的態度，已經從某種社會性的功利走向較為單純的審美欣賞。東漢末年，豪強混戰、內亂不已，尤其北方社會更是動蕩不安，這導致北方的人們向長江流域遷徙，客觀上給江南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刺激與推動。加上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享有社會特權，所以使得他們能夠在較為優裕的生活環境中投身醉人的江南山水景觀。他們不僅盡情地在山水之間享受美感，而且用自己所熟悉的藝術語言記載或表達這種美感。于是山水詩順應而生，山水畫也因此隨之出現。在當時的繪畫作品中，從現存的基本畫來看，如《洛神賦圖》、《女史箴圖》等，其所描摹的山水不僅粗糙，而且主要作為人與物的背景，自然還談不上具備成為獨立審美意義上的山水畫種的條件。及至隋唐，尤其是宋元，中國山水畫開始獨樹其幟，與人物畫分庭抗禮，并日漸興盛。在中國繪畫史論中有“山水之變，始于吳（道子），成于二李（思訓、昭道父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之說。他們以自己的山水畫以及相應變革的繪畫技法，以“始創山水之體，自為一家”的貢獻影響著中國山水畫的進程。唐代與五代的一批著名的山水畫與畫家的出現，標志著山水景色已經作為獨立的審美對象而被抒寫，并且達到了成熟的水平。郭若虛《圖畫見聞錄》中載宋人話語云：“若論佛道人物，仕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則古不及近。”至此之后，中國的山水畫一直成為中國繪畫的最富有成果的創作主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