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達(1900～1966年)字覺明，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北大教授兼北大圖書館館長，是我國卓越的歷史學家，也是著名的書法家。他在歷史學的成就主要凝聚在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學領域。傅斯年對向達曾有過這樣的評價:“今日史學界之權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觀各國所藏敦煌遺物，尤稱獨步。”1954年，陳寅恪根據向達的學識和特長，推薦他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二所副所長。向達精通四種外國語，也熟悉梵語。1964年向達為校訂《大唐西域記》曾拜訪陳寅恪，陳寅恪賦詩云:“吾有豐干饒舌悔，羨君辛苦綴遺文。儻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公參。”可見陳寅恪對向達的欽佩和厚望。不成想，兩年之后，向達竟死于紅衛兵批斗之下。

向達的書法成就一般不為人知。但是人們都知道，1935年，向達赴英國牛津大學編中文書目兼作研究，而后他又專門研究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卷帙及太平天國的文書，這些敦煌卷帙大部分是斯坦因從中國掠奪的，向達花了十一個月的時間，看了五百多卷，并摘抄了其中最重要的段落。1937年，向達渡海來到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研究明清之際天主教的文獻。閑暇之間，又在巴黎及慕尼黑的博物館抄寫法藏和德藏敦煌卷帙，與英藏累計共抄寫200萬字卷子。當時還沒有發明微縮膠卷技術，單靠相機拍照，成本又太高，所以只好靠手工抄寫。向達一向主張開山劈嶺要有所謂“笨工”，做學問也如此:他以一個“笨工”的角色，用唐人小楷完成了這一艱苦卓絕的抄寫工作，其字跡工整秀麗，儼然是一部書法大作。在圖書館界，如趙萬里、王重民，都稱向達抄寫的卷子為“向抄本”。不知道這部宏偉的書法大作是否安然無恙地保留在國家圖書館里。

王振鐸與向達在“七七”事變前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共同興趣，前者是研究車、船、指南針等交通工具，后者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他們在人格上，在處世的基本信念上，大抵是一致的。他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文革前夕。這里介紹的是向達贈送給王振鐸的一幀書法作品。

向達的條幅長100、寬28厘米。有16個字:“發蒙振聵君作木鐸，畫地指天我為司南。”題跋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天木先生指南女士結縭于滬上，適余先期北歸未能觀禮，甚以為憾。既返故都，回勉綴十六字，遙寄白門，聊表賀忱。天下荒荒，靡知所止。二君者相識于離亂之際，結合于未安之日，能無懷寶迷邦之感，遂為野人芹暴之獻，且以博二君之一粲云爾。七月三十日向達謹書于舊京。”

向達是一位重視文物的歷史學家，在歐洲游學期間，他經常出入于博物館與圖書館，回國后，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建立了密切聯系。他于1948年春天與王振鐸共同籌備赴臺灣文物展后，返回北平，他收到王振鐸與趙指南結婚的消息后，立刻寫了這一條幅，表示祝賀。向達寫這幅條幅時，北平還沒有解放，國統區的學潮此起彼伏，學生無法安心上課，教授也無心講授，加上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教授愈教愈“瘦”，時局不明朗，使他痛心無以復加，于是發出“天下荒荒，靡知所止”的呼聲。

向達一生以中古史見長，同時又對隋唐以來的碑帖爛熟于胸。他曾用心研習《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房彥謙碑》、《九成宮醴泉銘》、《溫彥博碑》、《皇甫誕碑》、《史事帖》，因此他的書風很有歐陽詢的遺味，細品此條幅，令人想到“勁險刻歷”這四個字。翁方綱對歐陽詢的書法有這樣的評價:“以圓渾之筆為性情，以方整之筆為形貌，其淳古之處，植根柢在于篆隸。”對于向達的書風，不妨也可以用翁方綱這句話加以概括。不過后來我比照他抄寫的敦煌經卷和五六十年代與王振鐸先生往來的信札，他的前后書風還是有很大變化的。總之，他的根基植于初唐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謖四大家，經過他多年的歷練，形成他自己的向式風格，以其獨特的行書風格，獨步于史學界。

關于《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向達進行詳細的研究。但是他在《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里，并沒著錄此事。此銘由李百藥撰文，歐陽詢書寫。此碑原石不知去向，又沒有整拓，清人翁方綱花了四十年的精力進行復原。上世紀初在敦煌發現此銘殘本共十二頁，前兩頁是伯希和發現的，后十頁是斯坦因發現的，分別收藏在巴黎和倫敦的博物館里。按說，這么重要的發現，足以引起向先生的注意，不知是何因，沒有看到這一份珍貴的殘頁，冀希相關學者給予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