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文《感蝗賦》行書手卷，紙本，長１３３厘米、寬２５．５厘米，啟首處鈐有“嘉慶御覽之寶”朱文印、“石渠寶笈”朱文印、“寶笈三編”朱文印、“三希堂精鑒璽”朱文印、“宜子孫”白文印、“蔣祖詒”白文印、“谷孫鑒藏”白文印，賦文后附有姜宸英、萬斯同、尤同、萬言、徐秉義、朱彝尊、曹寅等徐元文門生、故舊、親友的１４通題跋及繆荃孫、梁鼎芬等人于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后題寫的８則跋語。該手卷（指徐元文手書《感蝗賦》及其后１４則題跋）在成書于嘉慶年間的《石渠寶笈三編》及胡敬《西清札記》中都有著錄。這說明了它的來歷和分量。
徐元文（１６３４—１６９１）， 字公肅，號立齋， 江蘇昆山人。所著有《含經堂集》、《得樹園詩集》。據《清實錄》、《清史稿》載： 徐元文順治十六年（１６６０）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康熙初元，江南奏銷案起，坐 誤，謫鑾儀衛經歷，乞假歸里，閱四年，事白，復修撰；丁外艱，康熙八年起復，補國史院修撰，遷秘書院侍讀，典試陜西；康熙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康熙十四年，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經筵講官，兼禮部侍郎；康熙十五年，丁母憂歸；康熙十八年，特召監修《明史》。學士充監修，非故事也，請辭，不許。因請購遺書，征遺獻、薦故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原任副使曹溶、主事江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遷刑部尚書，甫旬日，調戶部；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兩江總督傅拉塔疏劾元文及其兄徐乾學，元文既以廷議數與滿大臣忤，屢招黨訐，乃具疏力求去，上許原官致仕，即日辭朝?？滴跞昶咴?，薨于里第，年五十有八。
從賦前序文“余行及山東，則聞列郡多有蝗。過任城（即今濟寧），見其群然而飛；次于揚之高郵，則飛者益眾?！笨矗湫谐搪肪€是由北往南、過山東入江蘇。所以這篇《感蝗賦》是徐元文因故回鄉途中，見到山東任城、江蘇高郵等地發生蝗災，有感而發寫的辭賦。
從其經歷看，徐元文在朝為官３０年，到最后辭官至少有三次還鄉。第一次是康熙元年“謫鑾儀衛經歷，乞假歸里”（至“丁外艱，康熙八年起復”，其間是否還有過一次還鄉，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第二次是“康熙十五年，丁母憂歸”；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九年“原官致仕”。又據李煦題跋“公秉鈞一年，清望著于天下”句、胡渭題跋“公作此賦時猶未當大任，迨一總西臺”句及張大受題跋“為帝作輔，既和陰陽。公歸閔災，蔽天薨薨”句，可推知徐元文《感蝗賦》應作于“丁母憂歸”的康熙十五年還鄉途中。
蝗災本來是一種自然災害，康熙年間幾乎年年都有發生，只是災情大小、地域不同。如康熙六年、十年、十一年及其“丁母憂”后的康熙十八年、二十五年的蝗災，都是比較大的，特別是康熙十年蝗災是歷史上非常罕見的，而《感蝗賦》中所說的蝗災，史料文獻中并未特別提及。但徐元文卻大書特書，還引經據典，說是因官吏“貪苛所致”，是天怒神怨的結果。在后面題跋的人也都附和其說。顯然徐元文是借題發揮，有影射時政之嫌。所以，這件《感蝗賦》行書手卷就很有意思了。因為，無論是其文獻價值還是其書法價值，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清朝初年，漢族士大夫階層所特有的思想情感。
二、《感蝗賦》的文獻價值
我們知道徐元文，多是因其監修《明史》及撰寫《中俄尼布楚條約》界碑碑文。前者是康熙十八年的事，后者是康熙二十九年的事。《尼布楚條約》簽訂后的第二年，清政府準備樹立界碑，用漢、滿、蒙、拉丁、俄五種文字將條約刻在碑上?？瘫疂h文是由徐元文根據《實錄本》潤色寫定。這兩件事說明了康熙帝對他的信任，也說明了他當時的作用和地位。
編撰《明史》是一件很難辦的事，徐元文本來不愿意干。一是因為有順治二年的“毓祺詩詞案”和康熙二年的“明史案”在前。毓祺因一句“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被指為反清復明，而遭抄家滅門戮尸；寫“明史”的莊廷龍被鞭尸焚骨，作序者及其五子，買書賣書刻書者及書中列名的江楚一帶名士７０多人被殺。所以凡涉及文字事，世人多心有余悸。二是徐元文的社會關系問題。徐元文是顧亭林的外甥，顧亭林與黃宗羲是當時有名的不合作者。三是徐元文的思想情感的狀況。他本來是有牢騷的人，讓他監修《明史》，他還必須借重一班與清統治者在思想感情上不合拍的人，如明朝遺臣尤同、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弟子萬斯同、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等。尤其是萬斯同，以明遺民自居，絕不仕清。攜書１０萬卷入京，不受俸，不署衙，以“布衣”身份參修明史?！睹魇犯濉罚担埃熬恚伤侄?。卒后歸葬奉化市莼湖鎮鄔陽觀山南麓，墓上有“班馬三椽筆，乾坤一布衣”的對聯。這些人和事對徐元文不可能沒有影響，所以他心里沒底。但康熙帝堅持由徐元文來主管，并答應了他許多條件，其中就包括人選問題和編寫原則問題。這說明康熙帝對他的倚重。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較為優秀的作品，也是纂修時間最長的一部史書。如果從清順治二年（１６４５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后歷時九十四年。假如從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正式組織班子編寫起至呈稿止，為時整整六十年。費時如此之久，主要是政治原因?？梢哉f，明史的誕生，是明末清初以來許多優秀學者共同嘔心瀝血的結果?，F在很多學者都認為，明史的優點在于資料翔實豐富，當時可資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實錄”而外，尚有邸報、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時《上總裁第二書》中說，僅各地的方志藏于國家圖書館者，即達三千余冊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貞著述的《錦衣志》、《中官考》等，都對明朝特務統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統地作了介紹。加之裁減得當，使其充實而不蕪雜，精當而不粗疏，史學價值極高。同時，其論判公允，能夠秉筆直書。最為典型的，就是為袁崇煥平反一例。
《感蝗賦》是徐元文在監修《明史》之前寫就的，但后面的題跋卻大都是與其一同編撰《明史》的同僚，在其身后不久題寫的，內容都與徐元文的感慨相一致?？梢姰敃r這些人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康熙帝的尊重和理解。所以，《感蝗賦》行書手卷，從側面印證并反映出了康熙帝政治上所能有的開明。這也正是徐元文《感蝗賦》行書手卷的文獻價值所在。
三、《感蝗賦》的思想情感
《清史稿》中稱徐元文“閑雅方重，敦品勵行”。當時徐元文與兄徐乾學、弟徐秉義號稱“三徐”，都是進士出身，且身居高位，但徐乾學名聲很不好，最后也正是因為其兄長及“以廷議數與滿大臣忤，屢招黨訐”他才被迫辭官。所以從其為人與其寫《感蝗賦》時的地位“禮部侍郎”看，徐元文發點牢騷也是正常的。但徐元文不就事說事，而拿蝗災借題發揮，影射時政，說蝗災是吏治問題、是與天道相違不“修德”的結果。顯然這是曲筆。因為他深知其中的利害深淺，稍有不慎，就會觸發民族與文化的敏感神經。
以徐元文的資歷和學養，當然清楚當年的蝗災與“修德”無關。 在《新唐書·姚崇傳》就曾載： 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螟不克而害愈甚?！本苡共粦?，崇移書誚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為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
同樣《資治通鑒》中也載：（開元四年）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無道，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本苡?，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圣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