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應避諱而不避，也有各種不同的原因，而大都是無心遺漏了的。如北宋蘇軾書《民師帖》未避“玄”字來諱；宋摹愷他之《洛神賦》上書文，避“曙”而未避“玄”字；宋徽宗趙佶草書《千字文》卷，未避“敬”諱字，而宋代為避此“祖敬”嫌名諱，把鏡子改稱為“照子”，這應是家喻戶曉的了，但偏偏他在行文時卻把它忘了。宋紹興二十三年御書院行書《千字文》冊，《石渠寶笈初編》誤定為宋高宗書，其中應諱未諱的有“桓”、“垢”、“朗”三字，此冊本來諱嫌名特多，卻又把這幾個字遺漏了。以上各件書畫，從本身及其它方面來論斷，都應是真宋跡無疑，但在諱筆上都有失誤，同時有些官方明定可以不諱的條例，如：雙久不諱．已祧（萬世以上的的皇帝相宗）不諱，等等。但一些書寫者為了加倍討好，還是照避。例如唐諱中的“世民”兩字，仍大都避去。已祧不諱，信守的更少。類似上面的情況所見還不少。說明依據避諱字來鑒別古字畫時必須結合其它的旁證，若只死摳避諱這一點，有時也會把真本認作為本。但是我們利用遲諱現象鑒別古字畫時，必須注意以下二點：
1．異代同諱字的鑒別
兩代或數代避諱同一個字的情況，稱異代同諱。如漢文帝名恒，唐穆宗、宋高真宗亦名恒；漢靈帝名宏，后魏孝文帝亦名宏；漢殤帝名隆，唐玄宗名隆基；后魏獻文帝名弘，唐高宗太子亦名弘，宋太祖之父名弘殷，清高宗名弘歷；宋諱玄，清亦諱吉等。這種情況很多，因此在鑒別字畫時，要利用工具書并結合原書提供的條件，澄清為何代諱字。
2．異體字與避諱字的鑒別
在古書中常會遇到異體字的情況，即某個字的不同寫法，有時剛好同某避諱字的寫法相同，對這種偶然的巧合容易使人誤為是避諱現象。如清宣宗旻寧，因避諱缺筆將“率”寫作“疎”，或改易為“輗”，而古書中常能見到“寜”寫作“觕”或“輗”。遇到這種情況，究竟是異體字，還是避諱字，在鑒定字畫時還要根據其它條件加以辨清。
（二）錯訛字
錯訛字大都是寫者在臨摹抄錄前人原來之句，看錯了筆畫而誤書，甚至有書不成字；作者是寫自己作的詩文時，也有偶然粗心大意而誤寫的。這兩者同是錯字，但原因不一樣，所以遇到時要區別對待。前者如唐柳公權書《蘭亭詩》卷，其中：“伐木”二字誤書成“代木”，“夫子”書成“先子”。“代木”之訛是顯然不通，而謝安詩中稱孔“夫子”為他的“先子”，那豈不是大大的笑話嗎？想來柳公權連夫子、先子都辯不清，是絕不可能的。此卷之非柳書，在這一點上就了看出來。后者如唐寅畫《桐山圖》卷，論畫法和款字都是真跡，但自題詩中把“釣”字誤寫為“鉤”字，這定是他一時疏忽所致。唐寅此種毛病曾不止出現過一次，可見此人既性急又馬虎，從不檢查就拿出去，所以會常出這樣的錯誤。其它如祝允明、董其昌等人的書法中，有時也能見到誤字。碰到了這種情況，必須區別對待，不能籠統盡以偽本視之。
（三）文句中乖謬不通之處
書法墨跡或題跋中，有些臆造乖謬的事跡內容或極不通順的文句，不可能出于其人之手，經過考核，看出破綻，就能斷定作品的真偽。如宋高宗趙構墨敕卷有關梁汝嘉事，全部荒誕失實。再如文征明行書《醉翁亭記》冊后文嘉一跋云：右《醉翁亭記》乃家君庚子歲書，時方七十一歲，故筆墨精妙士。此。今已逾十八年矣，雖法老蒼，然精神終不逮此矣。嘉靖己未六月嘉記。
以兒子批評他父親的書法“精神終不逮此”，已覺不合，封建社會中的文人從無發如此言論的。在“七十一歲”上加一“方”字，更覺可笑，豈是文嘉這樣的文人能寫得出來的，《醉翁亭記》的真偽可想而知了。
臆造款題的偽本中，有時還在年號、干支和生卒年歲上出岔子。李公麟《九歌圖》上，竟書有南宋理宗“寶慶”年號，后于李氏去世之年達一百二十多年。又上海文明書局影印文征明書《西廂記曲詞》冊的年款是“嘉靖己未六月片又二日”，離他去世的日期（那年二月二十日）已過了好幾個月了。不過要注意，有時作者自己也會把干支誤寫，以致使那件作品推前或退后，甚至成為那個書畫家死后所作。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清劉彥沖仿黃鶴山《樵山水》軸，從畫法、款字上看確實是真跡無疑，而自題作于“庚戌（道光三十年）四月”，據其弟子顧于長所撰記文，那時劉彥沖已經死了三年了，這個矛盾只能認為那是劉氏自己誤書于支，而決不是出于偽造。
在舊社會中，有一種迷信思想，認為做壞事，偽造一些假的東西會受“陰司”的譴責，作偽者就故意在上面露出一點破綻，以此表示，我不是有意騙你，鑒定者看不出來，那是你自己糊涂，與我無涉，以為之樣就可以避免“陰譴”。這種例子所在多有，絕不是作偽者偶然性的失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