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諱是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制度之一。許慎《說文解字》說：“諱，忌也”。《周禮•春官》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舊時，對帝王將相或尊長，不直接稱其名，謂之“避諱”。如遇此類文字時，要用一定的方式、方法來回避，否則就是犯諱，尤其是犯了君主的諱，是一種大不敬的行為，輕者遭到杖責，重則招來殺身之禍。避諱始于何時？《左傳》桓公六年載：“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宋代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一也指出：“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本廟中耳”。這說明周代以前的殷商時代沒有避諱的禮俗，周代開始用諱來奉事神靈。名，在死了以后就要避諱，在生時是可以不避的。《詩經•周頌•雍》有“克昌厥后”能夠保佑他子孫興旺）的句子，《周頌•意嘻》有“駿發爾私”（趕快開發你的私田）的句千。唐人孔穎達注曰：“古人諱者，時言語有所避耳，至于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因此，周武王可以不避他父親文王（名昌）的諱，周康王可以不避他祖父武王（名發）的諱，可見周代的避諱限制是不嚴格的。
秦統全國后，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注重避這一制度，故改字之法顯于秦。秦始皇的父親莊襄王名于楚，為避“楚”諱，稱“楚”為“荊”。秦始皇名政，為避始皇的名諱，以“端”字代“正”字，但有的地方也有不避的，如同在《秦始皇本紀》中：“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李斯《諫逐客行》中也同樣出現“楚”字。又如《史記•李斯列傳》中趙高詐為始皇書賜公子扶蘇日：“將軍恬(蒙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李斯獄中上二世書：“北逐胡、貉。”這里不諱在襄王“楚”字，始皇“正”字和二世胡亥的“胡”字，是什么原因呢？《左傳》桓公六年說：“以國則廢名”注：“如以國名為名，國名不可廢，唯廢其人名耳”。封建社會認為國名是受之于天的，不可隨意改名，所以這里不諱。除了這一原因外，與秦代避諱制不甚嚴密也有關系。
漢代建立了比秦代更為強大的國家，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統治，采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項從思想上鞏固中央集權政治的重要措施。漢承秦制，避諱日益盛行。漢法規定：“獨諱者有罪”，“使民犯者有刑”。為避高祖劉邦的名諱，《史記》、《漢書》都諱“邦”字，凡言“邦”都改“國”。所以漢沼所引當時流行的經典著作《尚書》：“協和萬邦”，“安定厥邦”，改為“協和萬國”和“安定厥國”。惠帝劉盈諱盈，改盈為滿。西漢置隆慮縣，東漢時因避殤帝劉隆，改名林慮縣（今河南林縣）；隆慮山也改名林慮山。東漢宮苑芳林園，三國魏時因避齊王曹芳名諱，改為華林園（故址在今河南洛陽市東）。三國吳赤烏五年，孫權立兒子孫和為太子，改禾興縣為嘉興縣。西晉因避司馬昭諱，改昭陵郡為邵陵（今湖南省邵陽市）。改漢代的王昭君稱明君，即明妃。宋代王安石寫的《明妃曲》實際上是《昭君曲》。因避愍帝司馬鄴諱，改建鄴為建康，改鄴縣為臨漳。避東晉康帝司馬岳諱，改山岳為山岱。避晉簡文帝鄭后小字阿春諱，凡春字地名，以陽字代替。如浙江富春，改為富陽；普人引《春秋》均改為《陽秋》。南朝梁因避梁簡文帝蕭綱諱，改武岡縣為武強縣。因避隋煬帝楊廣諱，改廣樂縣為長樂縣，改廣川縣為長河縣，改廣武縣為雁門縣，改廣陵縣為江都縣。并把魏張揖所撰為增廣《爾雅》而補輯周秦西漢古書的訓詁書《廣雅》改名為《博雅》。
唐代避諱法令本寬而避諱之風尚盛。據《左傳》記載，周人是諱名不諱姓，即所謂的“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同時據《禮記》所載：“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當時大體只執行“生不避名，卒哭乃諱”的方式。可是到了唐代，不僅要避正諱，還要避嫌名（即同音字）。避正諱是定制，避嫌名是當時的風尚，因避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的名諱，改虎為獸，為武。唐姚思康撰《梁書•何點傳》就把虎丘山改作獸丘山，虎林（今杭州市西靈隱天竺清山，）改名武林。還把成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作“不入獸穴，焉得獸子”。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后漢書》時，又因避李虎的名諱而迫改，把“畫虎不成反類狗”，寫作“畫龍不成反類狗”。唐房玄齡等修《晉書》時也因避太祖名諱改虎賁（勇士之稱）為武賁。唐稅征等修《隋書》改虎牢為武牢，改虎符為獸符；隋大將韓擒虎稱韓禽（唐李延壽《北史》也同）。唐太宗李世民，因避其名諱，世改為代，三世稱為三代。改“世系”為“代系”，先秦史料書《世本》改為《代本>或《系本》；民改為人。東漢崔寔著的《四民月令》和北魏費思勰撰的《齊民要術》改為《四人月令》和濟人要術》。改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為戶部。高宗名治，李賢把《后漢書•王符傳》的“治國之日舒以長”改寫成“理國之日舒以長”。唐代史籍中凡言治的一律改作理字。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理亂不知，”理應為治。官名有諱者也改。州日唐書．高宗上》：“（二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有司請改治書待御史為中丞，諸州治中為司馬，別駕為長史，治禮郎為奉禮郎，以避上名”。武后則天名郎，因避其名諱，改詔書為制書，懿德太子本名重照，改名重潤。《舊唐書•高宗中宗諸子》：“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避玄宗李隆基諱，唐代杰出的史學家劉知幾（幾與基同音）稱字”玄，改地名隆州為間州；大基縣為河清縣。
北宋最高統治者為加強思想統治，推崇儒學，公開鼓吹“三教”之設，逐步樹立以儒學為上，儒、道、佛相結合的統治思想，終于形成理學。因此來代避諱最嚴，其風也最盛。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中指出；“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放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宋太祖趙匡胤為避其名諱，改匡為正，“一匡天下”為“一正天下”。避宋太宗趙光義諱，改義興縣為宜興縣。避仁宗趙禎諱，改幀州為惠州。
元代不避。明代早期避諱制度疏，萬歷以后逐漸嚴格。清朝順治前尚不避諱，康熙后開始避諱，雍正、乾隆兩朝，避諱之律最嚴，所以文字獄甚多。
觸犯諱禁成為清代文字獄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人根據《清代文字獄檔》、《掌故叢編》等史料的統計，僅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中所發生的文字獄就達七十五次之多。乾隆四十二年間聞名于當時的《字貫>案，是江西人王錫侯為了糾正《康熙字典》的錯誤而作的，刻《字貫》時在凡例中只因不避康熙、雍正兩朝的廟諱和乾隆的名諱被王瀧南告發后，清政府治以大逆之罪，而全家被斬。為避玄燁的諱，把揚雄的《太玄經》改寫成《太元經》，“天地玄黃”改為“天地元黃”，在清人的著作中一律把“玄”改為“元”。為避雍正胤楨的名諱，把清詩人王士楨改為王士正。道光、咸豐之后，因國力日漸衰落，避諱之律也就逐漸疏解。
以上談的是國諱。國諱又稱公諱或君諱。避諱范圍除了國諱之外，還有下列幾種：
圣諱：即避孔子諱。封建統治者為鞏固其封建統治，將孔子奉為圣人。為表示對他的尊重，許多朝代規定避圣諱。孔子名丘，凡遇丘字，一律缺一筆寫成機，且不得念丘，而要改讀成某或區音；凡丘姓一律加偏旁為邱，并讀作“期”音。地名有丘字的，也須易他名，如宋徽宗大觀四年，改瑕丘縣為瑕縣，龔丘縣為龔縣。
憲諱：即避長官諱。封建官吏憑自己的權力，強令下屬及百姓避己諱。郊南宋楊萬里作監司時，巡歷至某郡，郡守設宴，令歌妓唱《賀新郎》詞侑酒。因其中有“萬里風帆何日到”之句，楊萬里聽了頗不高興，馬上接上說萬里昨日到。于是，郡守大窘，隨即監禁了這個歌妓。又如宋仁宗至和年間，田登作州官，命令屬下吏民避其名，不許用與“登”同音的字，犯者要受到懲罰。于是全州把“燈”叫做“火”。上元節放燈，州吏出告示寫道：“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成語，就是對這種荒唐制度辛辣的諷刺。
家諱：亦稱私諱，即避家族中長輩諱。《禮記•曲禮》：“君所無私諱”注：“謂臣言于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這說明了在帝王面前可以不避家諱，但在寫文章時還需諱忌自己父祖的名字，如漢高祖之孫淮南王劉安，父名長，因而《淮南子》一書不用長字。凡遇長字就以修字代替。司馬遷父名談，《史記》凡遇談字改為同字，如趙談改為趙同；張孟談改為張孟同。南朝宋范曄父名泰，為避父名諱改東漢末太學生首領郭泰為郭太。宋王安石父名益，所著字書《字說》無益字。蘇軾的祖父名序，蘇軾為人作序，把序改用敘，蘇洵把序改用引。歐陽修父名觀，文集不用觀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續筆》中說：“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于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同音，賀遂不敢仕”。按照封建社會的禮法，子孫應避父祖名諱，否則，就是對父母的不敬。李賀由于父親名字的關系，終身不得應進士試。當時賞識并推薦李賀去長安應試的好友韓愈為他抱不平，特地寫了一篇有名的短文《諱辯》，替他辯護。韓愈質問道：“父名晉肅，于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盡管有韓愈的辯護，還是敵不過封建社會根深蒂固的世俗偏見。唐代還規定，如果官犯父祖名諱，應提出申請調任他官。如父祖名常，就不得任太有官。《唐律•職制篇》：“諸府號，官稱犯父祖，而冒榮居之……徒一年”。疏義云：“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假若父名衛，不得于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成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類，皆須自言，不得輒受”（《唐律疏義•職制篇》卷十一）。宋代也是如此。洪邁說：“士大夫除官，于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于朝，謂當告家廟，與自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師。相頗許之”。更有甚者，在考試時碰上考題上有尊長的名諱，就得借故不參加考試。錢易《南部新書》說：“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即托疾，下將息狀求出，云：膜其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疾也如是”。從封建迷信出發，避兇就吉。有些事物、行為是人們不愿或懼怕的，代表這些事物、行為的字、詞、語人們往往由忌諱而回避。如死是人們最忌諱的，必須要由同義詞來代替。如：
文獻中記載的“千秋”、“萬歲”、“不可諱”、“晏駕”、“捐館舍”、“填溝壑”、“不諱”、“見背”、“山陵”崩”等都是“死”的諱稱。
明代陸容的《寂園雜記》中說；“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答為筷，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園果，傘為豎笠……”
以上這些都是由于迷信觀念作怪，避兇就吉的緣故。
從文明禮貌出發，避俗就雅。如：
“更衣”是大小便的諱稱；“遺矢”、“后溲”指大便；“前溲”、“小遺”指小便。官說大小便與楊上諱稱，前者粗俗，后者文雅。這與避君諱、避親諱等不同，它可改可不改，孰取孰舍，避與不避，與人物身份、文化修養、感情、語言、環境都有直接關系。
避君諱、圣諱、憲諱、家諱不獨是中國所特有，也是封建社會的特產。而后兩類則是各國語言所共有，也是古今常見的現象。由于各朝代避諱制度不同，有的疏，有的很嚴，如宋朝趙構，除避構而外，音相同或相像的字：購、夠、垢、詬、造等竟達五十五字之多，所以歷代避諱的方法也不見相同，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種：改字法、缺筆法、空字法。
改字法起源最早，《左傳》魯桓公六年，有一段魯桓公問名于申的記載，申蠕日：“……晉以信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晉僖侯名司徒，因避諱廢除了當時的司徒官職，到晉文公稱中軍。宋武公名辨空，因避諱改司空為司城。魯獻公名敵，魯人因避諱，將具敖二山易之他名。說明凡是人名、地名、物名、職官名、書名、年號名等與君諱有抵觸時要把避諱的字改成同義字或近義字。
缺筆避諱法始于唐，把應諱的字減去最后一兩筆，使之變形。缺筆法較改字法前進了一步，使文字雖變了形，但仍可辯認。在閱讀和鑒別古籍時，較其它方法明顯地表現了避諱字，給閱讀和鑒別古籍提供了一定方便。
空字避諱法是在刻書時空出所避諱的字，在文中以某字或空圍空出避諱的字，或直書“諱”字。如《史記•孝文本紀》中的“子某最長，請建議為太子”，文中的“某”字即指劉啟。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諱，把人名王世充寫成王充，徐世勣寫成徐囗勣。為避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名諱，許慎《說文解字》在禾部“秀”字上注明“上諱”；火部避章帝坦諱；示部避安帝佑諱，都注明“上諱”二字。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序》中說：
民國以前，凡文字是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謂之避諱。避諱為中國特有的風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亂古書，然反而利用之，則可以解釋古文書之疑滯，辨別古文書的真偽及時代，識者便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