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張庚《浦山論畫》云：“劃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別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自此，繪畫以地域為派別者，層出不窮。畫人同處一地，習俗、背景、技藝、師承等大致相近又相互影響，畫風相對統一，因而形成畫派。新安之地亦然，正如張庚所云：“自漸師以云林法見長，人多趨之，不失之結，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
“新安”轄境，含今之歙縣、休寧、祈門、績溪、黟縣和婺源諸地。新安畫派，遠以倪云林 黃公望 為宗，近受里人詹景鳳、丁云鵬、汪肇、程嘉燧、李永昌、楊明時、鄭重諸家熏染。他們從古人得徑，以造化為師，是元明以來的文人畫正宗。他們在政治上消極遁世，不食周黍；畫風簡淡疏遠，格調高雅野逸，意境荒寒蕭疏，具典型的遺民情結；同時，受到徽州民間版畫藝術影響，畫中帶有濃重的抽象裝飾意趣。
新安畫派以俗稱“新安四家”亦稱“海陽四家” 的查士標、孫逸、汪之瑞和漸江為中堅。四家中，又以漸江為首。漸江集采眾家之長，從真山真水中尋求靈性，形成了簡練冷峭、意境幽深的畫風，當時江南人以有無他的畫定雅俗。查士標能得云林遺韻，王石谷謂其“幽澗淡逸之韻，冷然與塵凡絕矣”；孫逸之畫筆墨沉靜幽雅，境界疏朗淡遠，論者謂其乃“文征明后身”；汪之瑞運用枯筆焦墨作背面山，氣格高潔，筆簡而意老。四家均能詩擅畫，品格高潔，文人趣味濃厚。他們的畫風構成了新安畫派的主色。
四家之外，程邃、戴本孝可渭新安畫派之集大成者。程氏擅用渴筆，以山水為宗，黃賓虹評其畫有“干裂秋風，潤含春雨”之趣；戴氏善畫黃山實景，以枯筆寫元人法，墨色蒼渾，山樹模糊，意境深邃。江注、吳定、祝昌和姚宋被稱為漸江的四大弟子。江注乃漸江侄，其畫不事皴染而生意盎然；吳定嘗寫唐宋以來諸家作品為圖譜，示人以門徑；祝昌以筆墨寓意煙霞，畫饒逸致；姚宋多才多藝，于山水、人物、花鳥、蟲魚等無所不工。此外，鄭畋畫風冷寂簡逸，吳山濤介于簡逸與細密之間，汪家珍與汪之瑞、孫逸齊名，吳叔元筆力蒼潤，黃織以畫石知名，不用渲染而凸凹自具，何文煌乃查士標弟子，筆意超逸，吳龍能得沈周遺意……他們均以各自筆調自鳴天籟。其他若方式玉、王尊素、黃瑚、黃文、汪樸等，均各有建樹，成為新安畫派的重要生力軍。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康熙年間，歙縣籍的汪后來流寓廣東番禺，將新安畫風傳至嶺南，為廣東畫壇注入新的活力。其藝術得到弟子鄧堂、林云軒、黃千里、張靜軒、蘇南瞻、周西峰、雷凝道的傳承，影響較廣。
與新安畫派相頡頏于皖南之畫派尚有以梅清為首的“宣城派”、蕭云從為首的“姑熟派”和以方以智為首的“桐城派”。梅清寫山水得煙云變化之妙，傳其衣缽者有從子梅磊、侄孫梅南、梅庚、梅種、梅蔚、梅卿等；蕭云從山水由細密而至疏放，畫筆清快簡潔，筆意清疏韻秀，其弟云倩、猶子一蕓、其子一場、侄一薦、一箕稱“三蕭” 和韓鑄、孫據德、釋海濤、王履端、潘士球、陳延、方兆曾等均能得其神似。方以智在清初遺民中享有很高的聲望，曾經遠涉嶺南，其畫風古拙荒寒，在皖南影響甚巨。三派與新安畫派一樣，代表畫家均為遺民，畫風極為接近，反映出清初畫壇之野逸風尚。
被著名史學家謝國楨稱為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明末清初，是書畫藝術的輝煌時代。新安畫派及其畫家群的藝術活動便折射出這一特殊的人文景觀。易代之際的悲涼、幽寂轉化為疏放、淡逸的繪畫語言和放浪山水、平淡天真的人文精神，這就是新安畫派留給后人的最直接的藝術體驗。
“新安畫派”人數眾多，興盛時達到百余人。他們在政治上不求仕進，離垢避囂；藝術上繼承宋元山水畫家的畫學品格，用倪、黃之法寫黃山實景，以“敢言天地是吾師”的繪畫宣言與正統流派的“四王”的泥古陋習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開創了中國山水畫中的寫實畫派，與周邊地區的“黃山”、“姑熟”、“桐城”、“天都”、“揚州”、“金陵”等遺民畫派遙相呼應，鏖戰藝壇，給當時沉悶的畫界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他們的藝術成就，對近代畫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汪采白、黃賓虹、劉海粟、張大千、李可染等大師均能承其學養，深入黃山，潛心實踐，化簡淡清遠為渾厚華滋，卓然成家。
本次展覽也是廣東省博物館與安徽省博物館的一個重要交流項目。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嶺南畫派”作品展由廣東省博物館送至安徽同期展出，對于促進區域文化交流、加快地區間的相互聯絡、促進兩個畫派在全國的影響，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安徽省博物館和廣東省博物館均以明清以來的書畫收藏為其強勢。安徽更得地利，富藏新安諸畫派佳構；廣東則于各主要畫家薄有所藏。如今兩館聯袂，首次在嶺南地區推出是展，定當為新安畫藝的廣播推波助瀾。通過展覽，人們可以了解到這一著名畫派的藝術風格，進而洞悉獨特歷史環境下中國畫史的演變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