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最早關于普洱茶記載在唐朝。唐樊綽撰的《蠻書》（864年）云：“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因當時普洱地名尚未確立，這時的普洱茶應為銀生茶。
早在唐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詔政權不顧千里之遙，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設置為“利潤城”，視茶林為獲利潤之物，顯示了王朝的重視程度，也顯示出普洱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唐朝乾符六年（879年），南詔政權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線到后來的普洱設置瞼治，取名“步日瞼”。當時步日瞼的南方，即瀾滄江外有車里土司管制，江內大片地方為步日瞼轄地，自然包括江內的利潤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瞼歸銀生節度（駐景東）管轄。
此時茶已傳至中原，再隨文成公主陪嫁給松贊干布而進入西藏。由于茶葉品質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膩等功用被藏族青睞，視其為配置“酥油茶”的極佳配料，從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過麗江、銀生城再至步日，以馬匹、乳制品、藥材、豆金交換步日的茶葉。
這便是南宋人李石著《續博物志》中所記載：“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時”。據清代《普洱府志》記載：“年運吐蕃之茶達三萬擔”。此時期，為馱運方便，茶商便將收購到的散茶再蒸而緊壓為團茶，大者如人頭稱“人頭茶”，小者如牛心，稱“牛心茶”。緊團茶千里之遙運西藏，途中經熱濕及至寒冷各地段，長日馱運中，團茶內茶多酚促氧化自然發酵，茶葉變黑色，味有陳香，別于其他茶葉，易辨易識，漸為藏區喜愛。
宋代（960年～1279年），大理政權將南詔時期所設的步日瞼改為步日部，先屬威楚府，后劃歸蒙舍鎮管轄。此時宋朝與北方金朝連年征戰不止，急需戰馬，大理政權便在步日部設“茶馬市場”，以步日部茶葉換得西藏馬匹，再將馬匹北轉與宋朝，換取綿緞珠玩首飾。茶市擴大，促進步日各地茶葉種植加快。據《瀾滄縣志》稱：“班崴大茶樹為北宋栽種”。
元代（1206年～1368年）蒙古鐵騎占領云南，將宋代的步日改為普日，在思茅一地設為思么，兩地各設“甸”治，于普日加設“普日思么甸司”，轄兩甸及南方各地。甸司歸屬元江路節制。元代中期，普日生產的茶葉隨同以食肉、乳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進入俄國，后被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寫入《戰爭與和平》。《瀾滄縣志》稱：“有景邁、勐本、芒埂、糯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園為元代栽種”。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將普日改稱為普耳，劃歸車里軍民宣慰使司管轄。
萬歷年間（1572～1620年），李時珍著藥典《本草綱目》中記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
明代編纂的《云南通志》記有：“車里之普洱，此處產茶”。兩書語若同出，一致將普洱一詞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無變。
兩名固定時間，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據考證，普洱一詞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萬歷的普耳演變而來。此時期的普洱茶普遍受云南各族人士喜愛，明朝方志學家謝肇淅著《滇略》中將此情況記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在明代中期普洱茶大量進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層人民喜愛。
清朝（1644年~1911年），順治十六年（1619年），吳三桂平定云南，將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養、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董編為十三個版納，統歸元江府管轄。據《思茅縣志》載：“順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葉10萬擔，經普洱過麗江銷往西藏茶葉三萬馱之多”?？滴跞辏?664年），設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駐普洱，為普洱通判，管轄十三版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