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牙雕藝術繁榮，但當時能享受它的，非上層統治價層莫屬。這些藝術品往往也是特權的一種象征。引《舊唐書·輿服志》有“文武之官皆執笏．五品以上用象牙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的記載．笏，古代官員朝見時手中所持的狹長板子，又叫“手板”，是用以指畫或記事的。執笏朝見，始于周朝。到了唐時，五品以下的官員都能持象牙笏，當時象牙用量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據《大唐六典·尚署令》記載，唐代朝廷還常在每年二月二日中和節，以鏤刻十分精美的牙尺或木畫紫檀尺賜王公大臣。這咱牙尺從形式上看，像是古代量長度的器具，實際上是皇帝用以恩寵近臣，示信示戒的。漢唐時，朝廷詔書寫在一尺長的木板上，稱“詔板”，又稱“尺一”。唐代朝廷用象牙、紫檀這樣珍貴的進口材料，由藝匠們雕鏤而成，作為禮物，而且選擇中和節那天賜予近臣，也自然會感受到是皇上對自己的器重。當年白居易有詩《謝中和節賜尺狀》，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現象。
唐代牙尺，后人多稱之“撥鏤牙尺”。所謂“撥鏤”，指施以雕鏤之外，多先行染色之法，《正倉院考古記》載曰：其法“以象牙染成紅、綠諸色，表面鐫以花紋。所染諸色，層層現出，或更有于上再傅它色者”。它真實地反映了唐代所創的牙雕工藝。
唐代撥鏤牙尺，現在上海博物館珍藏了１支，日本的奈良正倉院珍藏１０支：“紅牙撥鏤尺”６支，“綠牙撥鏤尺”、白牙尺各２支，均由當年日本遣唐使或唐朝使者從中國帶去。
象牙、犀角雕件不僅盛行于唐代上層官僚中，同時也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和富貴人家。《朝野僉載》中就有“大書法家歐陽詢之子歐陽通以象牙、犀角為筆管，貍毛為心覆以秋兔毛，非是不書”的記載。《圖畫見聞志》也有關于德宗年間“刺史王琦家有象牙筆管，上刻《從軍行》，字畫精絕，似非人工，必向光明處方可辨之”的介紹，惜無遺物傳于今。
甘肅省安西的榆林石窟，至今保存完好的一尊唐代象牙菩薩像，外形為騎象的普賢菩薩，手捧寶塔，袒胸赤足，頭發呈波紋狀；象背鞍踏俱全，裝飾美觀。這尊菩薩像，用一塊高８０厘米，寬８.7厘米的象牙雕刻而成，又可一分為二，變為兩片，內刻５４個不同的佛傳圖，表現的人物有279個，車馬12駕，均栩栩如生，形態各異，令人嘆為觀止。現今存世的唐代牙雕，最精美、品種最豐富和數量最多的，要算日本東大寺正倉院收藏。這批存世的象牙品，可以補出土資料的闕，也為研究唐代牙雕的發展和鑒別，提供了極其珍貴、可靠的標本。
縱觀中國牙雕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從唐代開始它又復蘇、興旺起來，唐代牙雕藝術特別是它的淺雕、精鏤和細刻，為明清時期的象牙細刻、象牙平面微刻，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宋元時期，中國再次呈現民族統一的局面。因此，在經濟繁榮、國力比較強盛的形勢下，文化藝術進一步發展，創作題材適應城市繁榮、市民階層的擴大，便成為宋元手工藝品的一大時代特征。
宋代象牙雕刻已有相當規模,皇室、官府設有專門從事象牙雕刻的作坊。趙宋朝廷還專門設置規模宏大的皇家工藝品作坊—文思院。在文思院所屬“四十二坊”中，“犀作”“牙作”更為顯目，更受垂青。遺憾的是由于后來的戰亂，牙雕作品無一件傳留下來，所以，對宋代牙雕藝術的了解就非常困難。今天我們只是從文獻中知道，宋代牙雕有世俗化、裝飾化的傾向；我們從同時代的大量玉雕作品中，亦能領略這種風貌，因為牙雕、玉雕從來都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著。宋元時期的牙雕材料，多依賴于進口。據《宋史·食貨志》記載：一次就從外國進口象牙7795斤。
宋代牙雕有一個驚人的變化，或者說它的工藝水平突飛猛進，其標志就是“鬼工球”的發明。“鬼工球”即透雕象牙套球，因為它怎么被雕鏤成這個樣子，讓很多人匪夷所思，說“鬼斧神工”也不為過。“鬼工球”的外觀為一個球體，表面刻鏤各式浮雕花紋，球內則有大小數層空心球連續套成，且所套的每一層球里外都鏤刻精美繁復的紋飾，顯得活潑流暢，玲瓏空透。這種“鬼工球”，早在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珍寶論》中，就有披露：“嘗有象牙圓球一個，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謂之‘鬼工球’或云宋院作者。”
由此可知“鬼工球”乃宋代內院，即“文思院”所作，它的內外有三層。據我們所知，這咱牙雕絕活后來一直還在發展，到清末竟發展到能雕內外50余層。
到了元代，統治者雖然輕視文人，導致“十儒九丐”，但對工藝卻很重視。立國不久即“籍人匠42萬，立局院七十余所”（《秋澗文集》），以滿足他們奢侈的生活需要。這一時期的手工業出現官辦、民辦兩種，牙雕業就在這種態勢下維持和發展著。
目前民間流傳的元代牙雕，如牙雕帶扣，采用多向打孔的鏤鉆工藝，因此，器件上的圖紋，能于三維空間展示多層次的變化，所現花草禽獸紋飾栩栩如生，它與宋代“鬼工球”竟有異曲同工之妙。元代牙雕帶扣的兩個搭襻，分別雕有《春水》《秋山》圖案反映當時北方游牧民族春天放鶻捕魚、秋天射虎殺鹿的狩獵生活場面。它與玉雕中的“春水玉”、“秋山玉”的區別，僅在于材質不同。它們都是分上下兩層鏤雕，創立了一種被后人稱之為“花下壓花”的立體圖案。元代牙雕工藝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