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文獻的記載和實物的遺存，明代的象牙雕刻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即以洪武到弘治為前期（1368-1505），自正德至崇禎（1506-1644）為后期。前期的牙雕在宋元牙雕的基礎上緩慢發展，其象牙來自廣西、云南及交趾、安南和西亞、東南亞地區，傳世的牙雕絕大部分是由皇家御用監造辦。后期的牙雕是以東南沿海大城市為基地發展起來的，這時的南京、蘇州、揚州、杭州、福州、漳州、廣州等大城市和商埠，其雕刻工藝與鑲嵌工藝空前的興隆。
明代前期的宮廷牙雕作品，精工細膩，人物、花鳥紋飾多仿繪畫筆意，著色填彩都有一定的章法。現在我們能見到的明前期宮廷象牙器，如象牙蟠龍筆架、象牙法輪、雕牙荔枝螭紋方盒以及牙笏等，都是一些精品。這時，廣東沿海城市的雕工匠，也借天時、地利條件，發展牙雕工藝，著名的作品有“鬼工還需”（象牙鏤雕球）等；江南蘇州一帶，歷來是工藝美術發達地區，隨著城市經濟繁榮，牙雕工藝也精益求精。但在質量、數量上，民間牙雕器與宮廷牙雕器無法相比。
明代中葉起，竹、木、牙骨、犀角等類雕刻藝術都有了很大的發展。象牙雕刻工藝比以前任何時期的發展都更為迅速。在小型的象牙擺件中，形制奇特、雕鏤精美的雅玩屢見不鮮。特別是一些文人雅士為了平衡精神生活，也涉足了工藝雕刻的領域，并直接投身于竹木牙雕，創造了具有書卷氣息的雕刻藝術品。他們還經常搜集一些小件雕刻器物擺在幾案上與文房四寶一起作為清供，把玩、觀賞。在雕刻制作的過程中他們相互借鑒，標新立異，將當時的象牙雕刻藝術推向了高潮，形成了一派新的風尚。此后，牙雕藝術開始在民間扎根。可以說這個時期是牙雕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當時福州的牙雕工藝在此背景下發展非常迅速。現存世的明代早中期象牙雕刻，尤以人物為著，大多均產自福州一線。主要作品要屬獨立雕刻的人物，有老翁、仕女、士大夫，仙佛中的觀音、壽星、彌陀、魁星、羅漢、八仙等等；外國人物有修女、圣母等。這些人物的產地，可參照文獻進行研究。據崇禎元年（1628）〈漳州府志〉所載：漳州人以舶來象牙制仙人像，惟供玩賞，其耳目肢體均生動逼真，海澄所造尤為精工。人物的刀法簡練而生動，圓潤自然，衣飾中的花紋帶有裝飾性，人物的動態借助牙料的自然彎曲隨形雕刻，構思新奇，面部的刻劃重在傳神。從遺存實物的藝術淵源來探究，它們與福建沿海等城市所生產的銅鐵鑄造像，和與當時福建的著名工藝美術家何朝宗（德化瓷塑），石叟（銅鑄）的藝術作風也有一定的聯系。也就是說明肛后期的牙雕人物類、神佛類應是以福建的雕刻為主。這是因為明代福建的福州、莆田、德化、惠安、泉州、漳州都是石、木雕刻和瓷塑的產地。尤其是福州和漳州憑借海外貿易，輸入象牙之便促進了牙雕工藝獲得了新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象牙獻詞的獨特面貌，同時也成了清肛牙雕賴以繼續發展的立足點。
總體看來，明代牙雕主要有供陳設觀賞的圓雕人物、文房用具和一些盒碗之類的實用性器物，其中，尤圓雕人物成就最大。圓雕人物中又以佛教人物像最常見。宋代以來，大型石窟寺開鑿和佛造像之風已衰落。但明代興佛之風依然不減，佛教寺廟中的佛造像以及小型單體佛教人物的雕刻品不斷涌現，包括牙雕在內的各種小型佛教人物進入千家萬戶尋常人家中。我們知道佛教人物造像都有嚴格的造像儀規，從頭部五官的比例到身體各部位與頭部的比例，都有一定的尺寸關系，在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等著名大石窟中，佛像的頭部比例都較大，但因為朝拜者在下，距佛像臺座近，而較佛像頭部遠，故視覺上不覺得佛像頭部特別大。牙雕佛像由于是供奉在案幾上的，一般高約20厘米，不存在視覺差的問題，因此牙雕藝匠們對佛教人物頭部與身體的比例略作修整，以現實生活中的人為模特，塑造出美的形象，使佛教人物更貼近世俗，給人以親切之感。
在現存的明代牙雕刻品實物中，還有不少明代官方制作和發放的具有實際憑證性質的牙牌等。明代牙牌是朝官進入朝廷的通行憑證，牙牌上刻有官職和姓名，上刻“東司房錦字捌拾捌號關防”，背面刻“緝事旗尉懸帶此牌，不許借失，違者治罪”。“崇禎壬午年造”。明制規定，明朝官吏所佩的牙腰牌，根據不同等級、不同身份，規定不同開制、不同質地的牙牌，不得借越。這類明代牙牌與陳設性玩賞性牙雕比較起來，實用性強，藝術性都差遠了，但是卻更具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在今天仍具有收藏價值。
縱觀明代牙雕，它的前期發展比較緩慢，中后期發展較快，以致于國中上下，官辦、民辦都出現了一派繁榮、興盛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