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對鳳的祟拜歷史淵源流長，在我國原始社會的中晚期就已有傳承，至戰國時期的大舉盛行，最終形成了“楚人尊鳳”的社會政治行為。如果沒有先行的商周中原藝術的引導和楚國與邊裔藝術的薰染融合，楚玉藝術是不會有震古爍今的輝煌成就。

春秋楚玉中緣何龍多鳳少

不過，有個文化現象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婦好墓出土一件玉鳳負龍佩，玉鳳作站立狀，頭上鳳冠似兩蘑菇角并排，三齒爪下有祥云，玉鳳背負一獨角龍作踩云升天狀。這個和故宮博物院藏西周中期的玉龍鳳紋佩，在紋飾傳承上有一定的聯系。都是龍在上鳳在下。這樣的合雕象生器具有一定的圖騰色彩遺留。1992年山西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龍鳳紋玉柄形飾上，鳳鳥紋作側身立姿，與卷鼻“臣”字形龍目呈上下相背之狀，雖然龍盤曲在鳳鳥的下方，實則是一龍一鳳側身紋飾的首尾呼應結構。由此不難看出與商周時期的龍在上鳳在下紋飾發生了過渡變化的關系。

而到了春秋晚期，太原金勝村晉卿趙氏墓出土的玉龍鳳合體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不再是上下的結構形式，而是承接西周后期雙身咬尾龍的左右頭尾相顧結構，是一種具有地位平等的寓意結構。這種上下結構向左右平等結構的變化過程，表現的不再是神權意識。而是強調合雕象生玉器中龍鳳都是地位平等的主體紋飾。究其主要原因，是春秋晚期周室的衰落，社會動蕩禮崩樂壞，各諸候的僭越活動激烈所致。過去代表上下君臣尊卑關系的象生合雕玉器，被龍紋虎佩、龍鳳紋佩等主體紋樣合雕所取代。這種左右平等結構的龍鳳玉紋飾在時間上，正好和“周伐楚，楚東遷”的時期較為吻合，周昭王攻楚敗亡，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許多“姻親之國”紛紛爭雄稱霸。《左傳·昭公十二年》“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這種建立在與周室“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基礎上的主從關系，反映在當時依然將玉器視為禮器的政治社會環境下，當時的王權結構中，既強調了統治者的王權意識，也提高了眾姻親國原鳥族部落氏人的社會政治地位。為后來春秋爭霸提供了分權爭雄的政治土壤。

這個時期的龍鳳紋飾的結構變化，是發生在中原商周文化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后來的楚地。此時的楚國選擇了先在長江流域確立一強國地位，然后再北上與其他諸侯爭雄的策略。這個時期的楚國因戰事不斷，依然保持著周天子封地建國初期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銳利開拓疆土之精神。無意在藝術品上追求太多的與中原異化的形式東西。但在實際的軍事上的多年征伐過程中，同時也為后來的戰國時期的楚文化，帶來了文化多源性的交流空間。

崛起的楚國，是在臣服商周的同時，又與商周王朝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挾天子以令天下”的“霸主”角逐，至第八代國君熊渠時，試封三個兒子為王，企圖僭號稱王。楚莊王即位后，“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政治上的蓄意磨煉意志終成霸業。而在此處所用的比喻上，恰恰用到了鳳鳥的精神形象。楚國的鳳鳥精神常常藝術性的表現為，幾條龍拱衛盤繞于鳳的身上，或者一只鳳鳥大步前行，追逐著一龍，而龍卻已示弱，并作反身躲避的態勢。

也就是這段時間開始后，如信陽長臺關M1出土玉器和平糧M16出土玉器，以及長豐楊公M2和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楚國王室貴族用玉，都較異姓貴族和封君貴族們所使用的佩飾好。不僅質地高，而且體形大，琢工精細，厚薄均勻，光潔無瑕，形制規整。龍與鳳的形象則更多為組合式，可謂千姿百態，表現出龍、鳳的多情多意，一改春秋楚玉中龍多鳳少的現象。從這些出土楚人佩玉的服飾文化中，如從玉佩的種類和結構上分析，能清晰地判明墓主身份的不同。這正符合戰國時期楚人的“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下有貴賤”的古禮制度特征。

據上述現有的考古材料看，楚人對鳳的祟拜歷史淵源流長，在我國原始社會的中晚期就已有傳承，至戰國時期的大舉盛行，最終形成了“楚人尊鳳”的社會政治行為。如果沒有先行的商周中原藝術的引導和楚國與邊裔藝術的薰染融合，楚玉藝術是不會有震古爍今的輝煌成就。鳳鳥作為一個超越其歷史自身的整體精神形象，在楚人的眼中以某種特殊價值現象和文化符號，在“撫有蠻夷”“以屬諸夏”的楚人氣魄中，蕩氣回腸。使得戰國時期的藝術品，充滿了龍鳳藝術的精華，也顯示楚文化中邊裔藝術的多姿多彩。形成了后來的楚文化意識中“楚人尊鳳”的自強不息精神內涵。為我們的玉器鑒賞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和斷代史料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