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行業而論，當代玉器產業發展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無論是玉料產出、玉器加工、玉器銷售都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而隨著藏玉觀念的蘇醒與愛玉者數量的激增，玉器在收藏市場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無論是在拍賣場、古玩城，還是各地的收藏品市場，玉器都以一種鋪天蓋地之勢不斷拓展著“勢力范圍”。在不久前北京剛剛結束的第十屆古玩博覽會上，入場參觀者一個突出的感受就是：玉器在古玩中所占的比重實在是太大了。然而，當我們把關注點聚焦到民間古玉收藏現狀時卻發現，在玉器產業的高速發展與玉器收藏市場的活躍背景下，民藏古玉已漸漸進入到了一個微妙的階段。
民間古玉收藏升級
“十·一”長假剛過，一場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規模民間古玉展覽”——“首屆民間古玉展”就在北京世紀壇拉開了帷幕。該展覽由民間自發組織并自籌資金，用于展示的300多件古玉藏品來自全國工商聯古玩業商會中國古玉器研究會分布于全國12個省市分會的2000多名玉器收藏者中間，同時，該會一本名為《中國古玉鑒藏家藏品實錄》的圖書也出版發行。
對于民間玉器藏家的這次玉展活動，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呂濟民分析認為：“從民間藏玉的發展趨勢來看，民間古玉收藏者正在擺脫一家一人的收藏方式，向群體化轉變，這種群體化的結果是使收藏、研究、展示力量融為一體，對民間古玉收藏擴大社會影響十分有利。”按照呂濟民的觀點，民間古玉收藏在形式上已經升級。
實際上，近兩年來，民藏古玉各種形式的展覽、展賣不斷，民間古玉藏家越來越迫切地渴望著社會的認可，尋找著古玉收藏的出口。有分析認為，自改革開放至今，經過多年的沉淀，民間古玉藏家手中的玉器已達到驚人的程度，少則幾百件，多則上萬件，但是，這些握于藏家手中的古玉卻往往不被認可，矛盾的焦點往往集中在真偽的糾葛上。
面對古玉收藏存在的真偽模糊問題，很多收藏者認為，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缺乏科學的鑒定體系，另一方面不少私人藏玉者的公信力不足，難以獲得社會認同。于是，收藏市場出現了兩種解決方案。第一種是想方設法依托權威專家，但是，順著這條路走下去的結果并不是收藏者希望看到的古玉以及古玉收藏者的地位提升，而是鑒定證書滿天飛，古玉收藏與某些權威專家聲名掃地；第二條路就是自我包裝。由于古玉收藏對絕大多數非專業人士與非專業媒體來說是陌生的，因此利用這些媒體將自己包裝為專家有著相當的可行性。一些藏家走的就是這條路，有人也確實藉此贏得了很響的名聲，并利用名聲高價拋售藏品。可惜的是，包裝畢竟不等同于事實，包裝出來的藏品也常常掛著問號。對于民間古玉收藏來說，包裝也許可以成為一種必要的方式，但絕非正途本身。
個體、包裝、專家，當這些存在方式都無法解決民間古玉收藏者問題的時候，民間自發建立的群體化收藏組織的作用就凸顯了出來。從理論上講，當藏玉由個體提升到組織的層面，收藏的交流就會更充分，正像一些藏家所言，“收藏這一行兒就怕一個人悶頭玩兒，一旦走偏了就損失慘重”。而民間收藏組織如果可以切實發揮作用，那么不僅僅參與者有了交流的平臺，同時民間藏玉者的種種呼聲也會基于組織更好地向社會傳達。
但是，也有聲音指出，民藏古玉的升級像很多事件的升級結果一樣，必然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可能創造出更好的收藏環境，另一方面則可能意味著更高的風險，這是古玉收藏市場現狀所決定的。
市場化是收藏毒藥嗎
市場化對于收藏意味著什么？
早在新修訂《文物保護法》通過之前，呂濟民就堅持認為，以中國堪稱浩瀚的文化遺存，僅靠國家館藏不可能解決保護文物的任務，因此一定要大力發展民間收藏，引入市場方式。市場化就是解決文物保護與傳統文化繼承發展的一劑良藥。
事實證明，新修訂《文物保護法》的通過以及收藏市場的啟動使得民間收藏呈現出繁榮景象，文物藝術品交易活躍，其價值以市場價格的方式被社會所認可追捧，同時民間收藏的發展也使得各門類的研究日漸寬廣、深入，而散落國外的文物也呈現回流之勢。
然而，按照中醫的觀點，所謂“是藥三分毒”，任何藥方在積極治療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有副作用，而藥方本身存在的某些缺陷甚至會使肌體的某個部位在藥物的作用下快速異化。
那么，市場化的民藏古玉市場又是什么樣子呢？
南京博物院研究員汪遵國是這樣描述這個市場的：“由于古玉器材質本身的穩定性，從古至今所遺留下來的古玉器有上千萬件，甚至更多，同時，全國各地如東北、河南、安徽、浙江等地所做仿古玉也數以千萬計……”大多數古玉收藏者愿意認可這樣的說法，至少他們相信大量古玉源源不斷進入到了收藏市場，自己在市場中淘得一件古玉，乃至撿漏兒方式得到一塊古玉決不是什么難事。
供給與需求兩旺驅動了一個堪稱巨大的古玉收藏品市場，同時奠定了真偽混雜的格局。因為收藏者與仿古玉“師出同門”，其研究源頭均為遺存古玉，收藏者的鑒識與造假者的高仿如同一場不斷升級的競賽，造假的水平越來越高。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雷從云是這樣描述如今仿古玉水平的：“在古玉收藏者還在興致勃勃地討論如何用包漿鑒別古玉的時候，一件仿古玉已經為了做出逼真的包漿使用了7遍工序。”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階段里，市場化本身不能解決真偽的問題，而與市場結合得越緊，真偽的問題越玄妙，越疑竇叢生。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后邊，當大量真偽莫辨或者真偽存在爭議的古玉進入藏家手中之后，下一輪的二次交易就變得更加險象環生。造假的出口就是藏家，而藏家的出口也只能是回吐市場，可以說，是收藏者支撐著造假行業，為市場的混亂交著學費，同時收藏者也最終一定會為贗品尋找出路。中國玉文化在收藏領域成了經濟眩目的包裝。隨著時間推移，更多資金持有者視古玉交易為畏途。市場化給收藏帶來了繁榮，帶來了機會，帶來了誘惑，但一旦上手古玉收藏最終面對的卻是如何解套的問題。
與此同時，國家文物政策未能做到遏制古玉交易，但同時也未能支持民間收藏正常發展，高懸的政策之劍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古玉市場的模糊性。可以說，從本質上講古玉收藏市場就是一個畸形的市場。市場化本身也不是毒性產生的原因，只是提供了可能性，而對市場的放任卻使毒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釋放。
無數收藏者都懷著這樣一個信念，那就是古玉收藏的合法化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一旦政策開禁，古玉將大幅暴漲，多年的收藏將贏得自己的豐收時刻。這樣一種心理在助推著古玉收藏，直至民間收藏行為表現的不斷升級，而民間古玉收藏的升級必將使得種種問題與矛盾更加突出。
民藏古玉出路再探討
民間古玉收藏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恰恰是現在民間古玉收藏所回答不了的。
在中國古玉界享有崇高威望的楊伯達先生曾流露過民間古玉收藏應主張著書、交流、爭鳴等想法，楊先生的意思是通過充分的展示、交流最終就各種爭議達成共識。中國古玉器研究會副會長梁秀偉在“首屆民間古玉展”期間也提出，古玉的收藏要拋開經濟利益、互相指責與門派之見，大興學術之風，惟此中國古玉收藏才能走上正軌。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在近幾年實際的各種古玉交流活動當中，出版物出現的種種問題無人指正，高調登場的交流也往往浮于表面，有交流之名無交流之實，一些高手藏家則潛在深水處自行其是，對于各種呼吁與喧囂冷眼旁觀，不置一詞。究其原因，既有政策本身的原因，有鑒定技術保留的原因，也有不屑一顧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無法開口。
在計劃經濟時代，研究者樂于學術爭鳴，因為言論代表的對象是學術水平，爭鳴是獲得學術地位的一種途徑。而在市場條件下，言論的背后不是學術認識，而是利益驅動。面對巨大的利益問題，一張嘴的結果可能就是幾十萬、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交易損失”，這個頭誰敢出？作為一個個體古玉收藏者，是否有出頭的必要？相反，一些樂于點頭，眼界“寬闊”，順手即出證書的專家則炙手可熱，極度走火。
見此情景，一些民間藏玉高手斷言，古玉收藏本身就是精英小眾的行為，如果變成為廣泛的群眾性參與，其結果就是大多數人交學費。古玉收藏絕非人人可玩的大眾項目，這個領域中玩兒5年可能出一個高手，但玩兒30年也可能一竅不通。
精英思維有精英思維的道理，但是，民藏古玉市場完全認可精英思維就等于是對絕大多數充滿熱情的收藏者存在的漠視。更廣義來看，民間古玉收藏從存在形式看雖是個體行為，但這種個體行為同樣擔負著民族文化的繼承，是整體文化行為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隨著古玉收藏者隊伍的不斷擴大，這種影響也越來越大。
由于民藏古玉的整體性特征，解決民藏古玉的出路問題并非某一種方式就可以奏效，而更應提供整體性解決方案，這可能至少需要幾個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一，政策解圍。古玉收藏的底色是政策定調的，一個先天畸形的市場，沒有政策的扶助，就難有根本性的改變。
第二，學術研究。整體而言，中國古玉器研究的學術水平與收藏實踐相比顯得比較薄弱，既然國家在文物政策上認可了國藏與民藏并舉的方針，那么學術研究就沒有理由對民間收藏漠然視之，相反，國家對于古玉學術研究應有足夠的重視。
第三，機構建設。目前民間古玉收藏機構已開始展現出自己的力量，一個樂觀的結果是，這種民間由個體向組織的升級是漸進上升的，能夠既不斷升級形式，也不斷升級內容，從初級、雛形狀態向更高級別發展，甚至不排除出現民間古玉收藏的權威機構。
第四，藏者自省。收藏的過程是自我人生境界提升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提醒收藏者正視現實，正視自我，不斷精進，投資有正確理念，收藏有樂在其中。欺人與自欺是收藏的死敵，收藏者千萬不要自己走進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