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玉德觀到了東漢又發生變化，這表現在許慎所撰字書《說文解字》中對“玉”字的詮釋上，他繼承了孔丘的玉有德的觀點，適應時代車輪的前進，對其十一德做了調整：

“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絮之方也。”

從此，“玉”的詮釋及玉德的內涵均以上述規范而固定下來。許慎保留了孔丘玉有十一德的“仁”、“義”，將“義”提到第二位，從另一角度作了比喻，以智代知，其后之八德一概刪除，新增“勇”、“絮”二德。可知許慎玉有五德較孔丘玉有十一德精練簡明，其內容僅在仁的德上與孔丘保持了一致。

由孔丘提出的玉有十一德為玉注入新的內涵，是一次升華，適應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的社會需要。成為和田玉文化持續發展經久不衰的精神支柱。到了東漢，許慎“玉，石之美，有五德”概念使玉的內涵具有礦物的、美學的和德行的三個側面，為東漢以后的玉文化注人了新血液，使其獲得新發展，玉又有了觀賞價值、裝飾功能并向陳設、器用領域開拓。但許慎萬萬沒有想到他心目中的神圣的、尊貴的玉器在他死后漸趨變為藏品和商品，這正是和田玉在近代和古代所遭遇的嚴酷形勢與嶄新的社會需求。

十一、和田玉是中國帝王心目中的真玉

我國王玉是歷史進入階級社會的產物，但其淵源在原始社會的晚期，大致在距今6000—5000年的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這時的玉器中已經出現了還沒有王的“巫玉”，其規模與質量不亞于后世的帝王玉。但其不足之處則是還沒有應用和田玉。和田玉成為王玉之材料似始于齊家文化至夏商，而大量出現則始見于婦好藏玉(彩圖6)，此墓玉器和田玉比例已不為少，還有一些地方玉玉器，但從其玉器形飾來看，足以認定和田玉已占據重要地位而成為主流玉材。

我國歷史上在用玉制度方面早已體現出真玉、非真玉的界定，不僅十分明確而且已有定論。中國是愛玉之國、崇玉之邦，玉石來源約有100余處，所產玉石品種較多，王和公侯不斷地篩選品評，在他們眼中的玉不僅有優劣之分，還有真假之別，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文獻中也可找到只鱗片爪的記載，據《周禮·考工記》記載：“天子用全，上公用驍，侯用瓚，伯用埒。”其全、朧、瓚、埒四種玉有何不同?據《說文解字》釋：全為“純玉也”；驍為“四玉一石”；瓚為“三玉二石”，埒為“玉石半，相埒也”。可知古人用玉的品質與其地位尊卑密不可分。

和田玉沿玉石古道向東運輸的肇始時間應不晚于齊家文化時期，經夏、商、西周其運輸量曰趨增加，充斥內廷，已成為帝王用玉，所云“天子用全”系指帝王用玉均為優質和田玉，朧、瓚、埒應為稍次的和田玉，當然也不排除諸如殉王于琪、瑤琨以及其它某些地方玉。

秦、漢、魏、晉、南北朝對玉的鑒別品評還仍在繼續進行，如《墨莊漫錄》李淳風論辨真玉云：“其色溫潤如肥物所染，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余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此真玉也。”

李淳風所指之真玉非和田玉莫屬，東北殉圩琪及東南瑤琨都不具備上述特點。從色、質、聲辨別玉之真偽，還見于《拾遺記》、《石雅》，其文如下：

“石崇富比王家，當世珍寶奇異，皆殊方異國所得，其愛婢翔風(或作翮風)妙別玉聲，悉知其處。言西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東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其言玉聲輕潔者，明東南方產非真玉也。”

此西北方玉古稱球琳，即昆侖山之和田玉，應為真玉。《石雅》作者章鴻釗指明：東南方古名瑤琨，亦“非真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