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玉器
說道秦，不講和氏璧說不過去。和氏璧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傳奇色彩的玉器，秦趙和氏璧之爭可以看作兩種玉文化的激烈沖突，故將羅列如下。
卞和的故事盡人皆知，他冒著生命危險所要保守的是對真玉的忠貞，各國對和氏璧的珍視主要是因為其上凝結的忠信仁義種種道德意義。秦昭王聞趙得和氏璧，派人致書趙惠文王愿以15城易璧，趙國藺相如的第一個反應是：“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又責問秦王：“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１是典型的尚禮義的關東思維方式。在秦國方面，一開始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傳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輕慢，不過將之作為一件稀罕物罷了，遠沒有對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應有尊重，所以面對藺相如“秦自繆公以來二十余君，未嘗有堅明約束也”的指責也無言以對。后來秦王眼見得璧無望，倒也想得開，厚禮送相如，并說：“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20]。他不理解對于關東諸國來說，象和氏璧這樣的玉寶重器，是國家權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為人主之責，以之換土地倒也罷了，要是被騙去則大丟面子，是君辱臣死的嚴重事件，豈止“一璧之故”這樣簡單。不過和氏璧最后還是落在了強秦手里，始皇剖璧治“傳國玉璽”，一代名器就此而毀。就結果而言秦人勝利了，但“完璧歸趙”的故事傳頌千古，文化的不朽使政治的短暫得失相形見絀。有的研究者指責藺相如以一件珍寶而得罪強秦甚為不智，這是對當時文化背不夠了解的緣故。
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也有春秋戰國時代華夏禮儀文化的影響，但起關鍵作用的還是商鞅變法之后的功利主義。約之以峻法，誘之以重利，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這對于軍國固然不失為富強之道，對于思想文化的發展則是滅項之災。整體文化的外傾和個體的保守內傾成為國秦民族性格中的到一對矛盾，法家政治之下，人的個性是被壓抑的，所以比賦個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發展的。建闕于終南，立表于東海，鑄巨型銅人，塑八千秦俑，張揚的是國家權力而不是藝術個性。關東則相反，整體文化是尚禮的，內傾的，但卻強調人性，精美的佩玉無疑是個人品格的標榜與個性之張揚，所以才會有藝術上百花齊放和思想領域的百家爭鳴。秦人依靠軍事上的勝利統一天下后感到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壓力，焚書坑儒是秦文化對山東文化的激烈反抗。實際上早在商鞅變法之初就有人認識到這一問題，商鞅自己就認為以法家之術強國“難以比德于殷、周矣”，趙良更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勸諫商鞅[21]。果為趙良所言中，不僅商鞅身死家滅，強大勢盛無以復加的秦帝國也存在不過數年即煙消云散。漢人總結秦人所失，弘揚山東先進的文化傳統，達到了封建社會發展的高峰，玉器藝術這一曲折經歷充分顯示了文化力量的強大。
漢代
漢代是我國大一統的封建盛世，強大的國力促使其手工業生產亦相當繁盛，玉器在當時也攀上了古代玉器發展前期的最高水平。
漢代玉器的材質主要是軟玉。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遐邇聞名的“絲綢之路”，新疆和田美玉沿著“絲綢之路”源源不斷進入中原，使得玉器制作業得到極大的物質保證，開創了和田玉主導后代玉器材質的歷史潮流；同時，也改變了漢代以前玉器不少就地取材、使用當地較次玉材的境況，從而使得漢代玉器的質量有了根本提高。
漢代出現了玉衣、玉握、玉枕、玉 劍，此類玉劍有劍首、劍格、劍 心、劍 、佩玉中出現玉舞人、玉鷹、玉熊、玉仙人、騎馬、玉避邪、玉璽英玉鳩首杖、“九竅”玉器（眼蓋、鼻塞、耳塞、口含、肛門塞、生殖器塞）、仕女形在漢代佩玉俱多。玉雕動物在漢代也常見。漢代玉器寫實，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體圓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漢八刀”和雙溝碾法（又稱“游絲毛雕”）。“漢八刀”反映的漢代玉雕的簡潔明快。
辟邪是傳說中的神獸，漢代始流行于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前常有大型石刻辟邪守護，漢代玉器中也出現了辟邪形象。展品中的東漢青玉辟邪來自陜西寶雞，它舉首怒吼，挺胸突臀，兩翼內合，前足直伸，后足直立，威武兇猛，似有拔天撼地的驅邪逐魅之氣概，將大漢帝國氣宇軒昂的一代精神本質表露無遺。
漢代 玉仙人奔馬
白如凝脂的和田玉精心打造而成，它昂首張口，豎耳挺胸，飛翼揚鬃，四蹄高抬，踏云乘風遨游于太空之中，馬背上騎一戴巾生翅的仙人，手持靈芝，似正欲追尋極樂的天國仙界，充滿奇幻迷離的浪漫氣息。漢代曾從西域大宛獲得汗血馬，據說日行千里，號稱天馬，而兩漢羽化登仙觀念彌漫，仙人騎天馬正是當時特定歷史背景的如實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