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報稱：玉座屏“青玉制成。高１６．５、長１５．３厘米。由四件玉片組成，兩側支架及中間上下兩層各一片玉片，中間上下兩層玉片兩端的榫部插入兩側支架的孔隙之內。兩側支架均為連璧形，長１５、寬６．５厘米，兩個相連的圓璧內各透雕一龍，纏繞于璧正中的長方形孔中。上層玉屏片正中透雕神話‘東王公’的形象，盤膝高坐。下側左右兩邊各透雕一個跪著的婦女，周圍透雕鳳、鳥、麒麟、鴨、獸等形象。下層玉片正中透雕一婦人形象應是‘西王母’，頭部兩側有日月相照，兩側各跪一婦人，四周透雕龜、蛇、熊等形象。這件玉座屏在西后室發現時，因中間兩層玉片的榫部斷殘，四片玉片散亂在地上。”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４３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１１期
１９９３年，中國玉器全集編輯委員會在《中國玉器全集·秦漢——南北朝》中，對以上的內容作了部分修改。東王公“盤膝高坐”，改成了“憑幾端坐”，東王公周圍透雕的“鳳、鳥、麒麟、鴨、獸等形象”，改成了“鳳鳥、狐貍、豹等禽獸”，“鳳、鳥”變成了“鳳鳥”，“麒麟”變成了“狐貍”，“獸”變成了“豹”，而沒有了先前的“鴨”；西王母“兩側各跪一婦人”變成了“旁有跪坐侍者兩人”，而原來西王母“頭部兩側有日月相照”的描述，變成了“發后梳，戴勝。”
顯然，西王母“頭部兩側有日月相照”改為“發后梳，戴勝”一句最為關鍵。因為，從玉器依稀的刻紋上觀察，刻紋有些模糊，而西王母頭一側的蝴蝶結形玉勝，外輪廓未經鏤空，僅憑幾條淺顯的圓形和放射狀陰刻線，確實很像日月放光的感覺。現在作者根據西王母戴勝的文獻、文物模式，確定這是西王母戴勝的形象，則是十分明智，十分正確的。這也為文物界提供了惟一一件用美玉雕琢的、珍貴的、關于東王公、西王母文化內容豐富的、組合完整的玉器。
有關玉座屏的結構特點，筆者注意到了玉座屏兩側支架所謂的“連璧形”，“雙連璧形”。從器物圖上知道是上下疊置的所謂璧形，但單個的所謂的璧的造型卻十分奇怪，在圓璧的上下都有對稱的平底角形凸飾。經仔細辨認，原來它們就是畫像石等文物上屢屢出現的，惟西王母頭上的戴飾玉勝兩端的蝴蝶結形部件，而且從玉座屏統高１６．５厘米減去高出支架約二三厘米的寬梁部分除以二 ，單個部件的高度恰與朝鮮樂浪出土的東漢玉勝６．７厘米接近圖一３ 。如果判斷無誤，劉暢墓中的玉座屏，很可能就是人們一直無從尋覓，難得一窺、符合人體工學規格比例的兩副玉勝的上下疊置的形狀。
玉座屏橫向長１５．３厘米，正好與人頭頂部的寬度接近。假設將上下兩件分離開來，就按這件玉器上東王公、西王母圖像上玉勝的位置與方式，分別固定在人的頭頂上。
那么這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真正意義上的玉勝。
有關西王母戴勝的圖像資料十分豐富，不過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即西王母頭上的玉勝，橫梁與兩端蝴蝶結形飾物的榫孔穿插關系，除個別，如美國西雅圖博物館一件東漢銅鏡上，西王母玉勝呈扁條狀，其他基本不似玉座屏那般所謂支架正側面朝前的扁薄垂直狀態，而是與橫梁同樣正面向前。定縣上部一件背面上的刻畫十分明確，梁端的蝴蝶結形，左邊無紋飾的內側一面向前，右邊是有紋飾的一面向前圖二 。筆者從照片上看不清玉勝實物上長方小孔的寬度，是否足以寬松到如上面一件上刻畫的蝴蝶結形朝前的形態僅照片上判斷似乎不能 ，如果寬度不夠，我們是否可以從美學的角度分析，這可能是工匠考慮到以常規、正確的正面透視表達缺乏美感的故意。這種在同一美術作品中透視不一的現象，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都是工匠和美術家們經常會采用的藝術手法。
玉勝的形狀結構，如畫像石、銅鏡等資料上發現的，似乎比較簡單，由一個橫梁與兩片蝴蝶結形飾物在兩端穿連組成。但這些圖像實在太小、太模糊了，根本不清楚其細節結構及附飾刻紋。不過作為仙界大人物頭上的戴飾，其精美程度應該是非同一般的。參考分析從定縣玉座屏獲得的兩件完整玉勝的結構與紋樣以及朝鮮樂浪出土的玉勝的蝴蝶結部分，玉勝上面不但有細刻紋、鏤空工藝，紋樣題材方面除花卉，龜、蛇、鳥、熊、虎等動物，還有九尾狐、螭龍等仙界神物和仙人，東王公、西王母也端坐其中。從眾多的資料上分析，出現這些動物它們不是隨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組合、一定的規律性。道教和神話里面，它們都各有比較明確的意義。早在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中的玉熊龍，仰韶文化中的蚌殼堆塑的熊形，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諸多原始文化中發現其玉石等的鳥的造型藝術，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類型文化中的玉龜，仰韶文化中的蚌殼堆塑虎形，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石家河文化中虎的造型及刻紋，河姆渡文化中的象牙刻鳳紋，石家河文化中的喙尾相銜的鳳紋玉環，大溪文化、仰韶文化中的石頭或蚌殼堆塑的龍紋，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等多處已見玉雕龍等，足見這些動物當時早已在先民的心目中樹立并產生了非同凡響的精神地位和影響力。
關于玉勝上詭異的蝴蝶結形，１９９５年，臺灣故宮的研究員鄧淑蘋在《藍田山房藏玉百選》一書中，根據朝鮮樂浪出土玉勝的正面形狀，認為：“所謂‘司南佩’，似為兩個玉勝聯結而成，故應稱為‘勝形佩’。”因司南佩與式圖有關，而“西王母的發髻上，都插著‘玉勝’。玉勝的形狀，似亦與式圖有關。”鄧先生的說法很有創意，假設將司南佩上下兩層間的隔梁拉長，司南佩儼然成了一件玉勝。·
筆者曾經撰寫過《司南佩考》《故宮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司南佩的主體可能是玉琮》《中國文物報》２０００年２月２日 兩篇文章，從司南佩其主體呈現的獨特的凹缺形外輪廓和佩帶者的角色上，判斷出這可能是后人為達到從良渚玉琮上取得某種宗教意義，而刻意扁化、小化玉琮所得到的衍變形體。
司南佩與玉琮有關，這是個重要線索，那么與司南佩有同樣蝴蝶結形組合的玉勝和玉琮也應該有密切關系。通過分析，令人興奮的是，這個十分神秘、十分關鍵的蝴蝶結形，同司南佩的源頭如出一轍，同樣出自玉琮這種玉器上
定縣的玉座屏，《簡報》在描述兩側支架時稱“均為連璧形”。《中國玉器全集》稱“由四塊鏤雕玉片拼成，兩側支架略呈長方形，上刻蟠龍紋雙聯璧”。這里的“連璧”、“雙聯璧”是專指這件重疊的兩件玉勝，其形狀若如朝鮮樂浪出土的上下四角中間圓璧的蝴蝶結形。筆者曾經在形體相近的先秦亞字形玉器中尋覓過，不能令人信服。仔細看，反復看，越看越怪，越看越迷惘。后來干脆脫離圖像，凝思推敲，終于在“連璧”、“璧”、“上下對稱平底兩角形”、“四角”的一些要素上若有所悟。特別是曾有巨大影響力的反山“琮王”，碩大厚重，外方內圓，中間一個小穿孔。從它的頂面俯瞰，中間是個圓璧，外周是個四角方形。參考司南佩是玉琮側面的小化，扁化衍變體，那么怪怪的“蝴蝶結形”其實就是玉琮端面略為扁化、邊線內收的衍變形式。
顯而易見，玉勝是漢代仙道學家們發明的與剛卯、司南佩一樣，源自玉琮的，又一種意義非凡、別出心裁的佩戴類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