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玉器的歷史
揚州的琢玉工藝源遠流長，古籍《書經•禹貢篇》便有“雍州貢琳瑯”、“揚州貢瑤琨”的記述，把揚州琢玉史追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雖然《禹貢篇》中所指的揚州，當時地域寬廣，為“天下九州”之—州．琢玉工藝所在地不一定在現代揚州地區內，但其歷史淵源是可以證明的。1977年在場州蜀崗，發現新石器時代的石器、陶器、玉器等以及氏族公共墓葬60多處，證明在夏代時的揚州一帶已有了玉器制作工藝。
漢代揚州的琢玉工藝，隨著經濟和政治的變化，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949年以后，揚州出土的漢代文物較多。從出土的玉器中，可知揚州玉器到了漢代，由小件發展到中件，從一般的裝飾品玉鐲、玉環發展至觀賞的玉蝶、玉璧、辟邪等。1980年在揚州西北高郵湖西的天山一號漢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玉瑗、王璧計三塊，體積不一。大的直經為21．8厘米，正反兩面均雕刻旋紋，為淺刻玉器，刻工精致，圖紋典雅。玉瑗的直徑為13.4厘米，雕刻圖案亦為旋紋，它的雕刻風格很具地方特色。此墓是西漢武帝之子劉胥的墓葬。劉胥曾被封為廣王，在位64年。這批玉器的出土，充分提供了揚州玉器在漢代的雕刻水平和發展情況。
唐代，由于千里運河的開鑿、通航，位于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揚州．便成了國內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也自然成為當時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埠之一。其經濟繁榮，百業興旺，歷史上曾有“江推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的記載。唐代的揚州琢玉，在當時手工業興盛中有新的發展。一方面，貴族豪門用之于裝飾樓閣建筑炫耀門庭，所謂“雕欄玉戶”者是也。另一方面，在民間以小件玉器作為佩飾用品亦漸開風氣，同時揚州玉器和琢玉技藝也陸續對外交流。天寶十二年（753年)，大明寺高憎鑒真從揚州東渡日本傳教，就帶有玉作、畫師、雕檀、刺繡等185人之多，可見唐代揚州琢玉之盛。
宋、元、明時代，揚州玉器已向陳列品方面發展，花鳥、爐瓶等品種日見豐富，琢玉中的鏤空、圓雕技法亦始于宋代。據清代人謝坤記述：他曾在場州康山江氏家，親眼見過宋代揚州制作的玲瓏玉塔。他在《春草堂集》著作中描寫道：“宋制玲瓏玉塔，塔玉雪白，絕無所謂飯綹瑕疵。高七寸。作七級，其制六面，面面有欄……塔頂有連環小索，系諸頂層六角，絕不紊亂，所言鬼斧神工莫能過是。”從這段生動的描繪中可以看到揚州玉器的鏤空雕技巧及鏈條制作技巧，有很大的進展。元代，揚州玉器除了陳設用品愈見功夫外，當時的藝人已經開始應用天然子為材料，制作“山子雕”
現揚州博物館藏有一件傳為元末時的山子雕，是用白玉制作，表現類如“竹林七賢”故事題材，人物山林刻劃簡煉，簡中有繁。可視為揚州山子雕的初期作品。明代．揚州玉器開始形成典雅秀麗的風格。揚州博物館內保藏的明代中期制品《六角蓮花玉壺》、《蟠螭白玉杯》等，造型優美，琢工精細，見者無不稱道。至明代后期，揚州玉器的“山子雕”品種已格調一新,工藝技巧較前大為精進，給后來揚州制作大型玉山在繁難的技巧上做了準備。
揚州琢玉工藝發展到清代中葉，可以說諸品齊備，藝術水平空前提高，尤其是乾隆年間進人全盛時期，揚州成為全國玉材的主要集散地和玉器主產制作中心之一。兩淮鹽政除在建隆寺沒有玉局，大量承劃清朝宮廷各種大型陳設玉器外，每年還按歲例向朝廷進貢大量玉器。如：有名的白玉如意，用和田羊脂玉琢制，玉料潔白無瑕，凝膩如脂，造型精致典雅，被定為“揚州八貢”之一，每年都要大批送繳宮廷，供皇宮內院陳設或作為對臣下進行獎賞的“御品”。
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清宮中重達千斤、萬斤的近十件大型玉器多半出于揚州琢玉藝人之手。由此可見．清代揚州琢玉技巧和藝術水平之高，生產規模和作業能力之大，能工巧匠之多，實是前所未有。這些大型玉器的制作，成器后所表現出的莊重、質樸、渾厚的特色與揚州中、小件玉器典雅秀麗的特色成為鮮明的對照，這對以后揚州玉器兼有“南秀北雄”藝術風格有著很大的影響。
進入20世紀50年代，揚州琢玉業開始復興，成為現代中國玉器的主要產區。無論從品種門類上，還是技術實力上，在全國同行業中都名列前茅，多次榮獲國家質量獎的金、銀杯和珍品獎。現在，揚州有中國工藝美術大師3名，江蘇省工藝美術大師及工藝美術名人15名，高級工藝美術師等專業技術人員72名。幾十年來，揚州玉器精品迭出，優秀作品層出不窮，保留了傳統玉器圓潤渾樸的風格，并以典雅靈秀見長，無愧為現代中國玉器的優秀代表。
楊州玉器與和田玉
縱觀揚州玉器的歷史，是與和田玉有著十分親密的姻緣關系，是以和田玉為主要原料制作出一件件珍品而著稱于世、享譽海內外的。人稱“和田玉，揚州工”一點不假，“買白玉(產品)到揚州”不為之過。1996年，揚州玉器廠為紀念建廠四十周年而舉辦的“揚州玉器精品展”，展出的幾百件精品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新疆和田玉作品。大至噸余的青白玉山子《漢柏圖》，小至玩飾件，令人目不暇接．在全國引為轟動。一件重達百余斤的羊脂白玉《螳螂白菜》，由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江春源構思設計，其白菜翻卷折疊，生動白然；螳螂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給人以一種旺盛的生命力。此件珍品已被江蘇省愛濤藝術館收藏，成為該藝術館珍藏品中的“龍眼”。
我們再追溯到古代揚州玉器，現珍藏于故宮博物院的青白玉山《大禹治水圖》等6件大型玉器，其材均取自和田玉，由揚州琢制而成：
《大禹治水圖》玉山，為新疆密爾岱（喀什）山所產青白玉，重約一萬零七百多斤，做成后高224厘米，為世界和田玉玉器之王。據考證，從采玉到制成，共用十余年時間，其中在揚州琢制為時六年，用工達15萬個，耗費白銀一萬五千余兩。這件玉山構圖宏偉，氣勢磅礴，人物山水風景如畫，堪稱稀世珍品，是中國玉器的象征。
《秋山行旅圖》玉山，玉料產自和田，成器后重一千多斤。玉山高130厘米，最寬處74厘米．最厚處20厘米，前后用工三萬，總計費時五年。這件玉山玉質潔白，中間雜有淡黃色斑，內含石性，通體重綹，猶如冰裂。作品充分利用玉料特點，量材施藝，琢出深秋山林景象，配以登山行旅，使玉料特點題材內容融為一體．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和三十九年(1774年)先后兩次為之賦詩贊賞。
《會昌九老圖》玉山重1648斤，通座高145厘米．最寬處90厘米，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于揚州琢制完成。作品運用多種雕刻技法，層次清晰，情景交融。次年正月．乾隆御制七言詩
一首，命玉工鐫刻其上。
另外，玉山《丹臺春曉》、青玉《云龍玉甕》、《海馬》等，這些巨型玉器的琢制成功，既標志著揚州玉器發展到清代嫻熟的雕琢技巧和高超的藝術造詣，又反映了和田玉在中國玉器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可想而知，在那個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年代，將原材料從新疆和田運至北京再至揚州是很艱難的。據清代黎謙“甕玉行”書中記述：“于田飛檄至京師，大車小車大小圖，軸長三丈五尺咫，塹山守水湮泥涂。小乃百馬力，次乃百十逾，就中甕玉大第一，千蹄萬引行躊躇，日行五里七八里，四輪生角千人扶。”此外，還有“由冰而拽運輦至京師”的描述。這樣的運載方法和艱難的程度及費工費時之驚人，在古往今來的運輸史上是罕見的，這不能不說是和田玉及和田人對中國玉器的一大貢獻。凡是研究中國玉文化歷史的專家們，也不能忽視這一玉器史上輝煌篇章的。
歷史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事隔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現代的中國工藝美術博物館內、珍藏著現代揚州玉器的四件大型作品，其原料又都是來自新疆，分布在新疆四個主要的玉石礦區。
白玉山子《大千佛國圖》，原料系一塊重944斤的新疆和田白玉山流水，堪稱羊脂白玉。像這樣的白度、質地、體積、重量的新疆和田白玉可以講，歷史上前所未有。1983年，國家輕工業部行文指令揚州制作出一件稀世珍品。當年五月，原料安全運抵揚州后，經過慎重研究，反復推敲，從幾十件稿樣中篩選，最后定題“大千佛國圖”。由工藝師錢磊、曹茂亭據以設計，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黃永順領銜制作，歷時8年時間，作品完成后高80厘米，寬80厘米，40厘米。劉海粟大師為作品題字《大干佛國圖》。1990年被評為國家質量珍品金杯獎，同年運往北京，現收藏在中國工藝美術館。
白玉《寶塔爐》，原料是新疆于田的優質白玉，呈粉皮青色。作品高86厘米、下部為穩重渾厚的三足元爐，上面是五層寶塔，層層鏤空，每層塔門和窗扇式樣互不雷同，塔頂部垂掛著八根共有128個細圈的玉鏈條，緊連在塔樓挺翹的飛檐上、翹角下是風鈴，富有民族特色。1973年，全國第一次玉雕質量評比會在揚州召開，此作品被評為優秀作品，1985年被國家作為工藝美術珍品征集，收藏于中國工藝美術館。
另外兩件珍品一件是用新疆瑪納斯碧玉雕琢的玉山《聚珍圖》，高120厘米，寬87厘米。重1500斤、作品將我國唐代的樂山大佛，大足大佛，北魏時期的山西云崗石窟和洛陽龍門大佛等石窟藝術融合在一塊玉石上，趙樸初先生題詞《妙聚他山》。1986年此作品被評為國家質量珍品金杯獎，同年被證集，現藏于中國工藝美術館。
另一件是白玉《五塔》，原料取自新疆且末，高140厘米，寬130厘米，一塔為主，五塔相連，互相輝映，呼應—體。線條多而不亂，紋飾繁而不碎，渾厚中見玲瓏，剛健中見圓潤，可謂氣魄宏大，精美壯觀。作品于1986年被國家作為工藝美術珍品征集，收藏于中國工藝美術館。
溯源思今，揚州玉器與和田玉結下的不解之緣，是貫穿于中國玉器的發展史。特別是在當代，這種友誼與交往更為頻繁，促進了兩地經濟的活躍和中國玉器事業的前進。特別值得一書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國務院把揚州與和田列為經濟合作的友好姐妹城市，在兩地領導的關心下，揚州玉器廠與和田地區工藝美術公司合作成立了“和田——揚州玉雕聯營廠”(即現在和田玉雕廠的前身)。在各方面的重視下，特別是程建中先生的領導努力下，工廠運轉態勢十分良好。1990年，江澤民總書記親自視察了這個廠，高度贊揚了揚州人到和田辦廠，為促進和田地方特色工業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井欣然為工廠題詞，留下永久的紀念。這是揚州人的驕傲，也是和田人的光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