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對于看過或收藏過的書畫，往往寫成紀錄，編為專書，這對鑒定書畫真偽是很好的參考材料。但過去的收藏家不一定都有著錄，如收藏名家項元汴、梁清標就沒有著錄傳下來，而有的人收藏不多，或根本不是收藏家，卻有著錄行世。著錄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個人的收藏，或稱一家所藏，如安岐的《墨緣匯觀》（其中有少數是記載他人所藏）、龐元濟的《虛齋名畫錄》。各朝內府的收藏著錄如趙佶的《宣和書畫譜》、經《石渠寶笈》也屬此類。另一類是經手或過目的著錄，如郁逢慶的《書畫憶》、吳其貞的《書畫記》、顧復的《平生壯觀》、吳升的《大觀錄》都屬此類。撰者有的是經營書畫生意的古玩商。

　　著錄書的作者，多數在鑒定上下過一番工夫，雖然難免有誤，但多數卻是正確的。清代晚期，某些鑒藏家十分迷信著錄，認為它是鑒定真偽的主要依據，這當然是不對的。因為收藏家不管他有多高的眼力，終不免有局限性。趙佶的鑒定力要算很高了，可是有曾收入《宣和書譜》認為是真跡的古畫，今天看來實際上也是摹本。

　　前代著錄有不少是抄本，往往流傳了很久才刊行，容易發生錯誤。顏真卿的《劉中使帖》（亦稱《瀛州帖》），吳升《大觀錄》載明是“黃綿紙本”，但原件真跡是唐碧箋本。本來吳升眼力很高，不見得便是著錄偽物，這或是記錯。又如《平生壯觀》畫中誤記印章處甚多，可能是追憶遺忘。著錄書籍還多由于輾轉傳抄，發生脫誤，甚至被后人妄改，因而不應將它作為唯一證據。

　　各種著錄書撰者的水平、時代、地區、方法等都不相同，應當弄清楚每種著錄的性質和特點，才能更好地利用它。平時應當常翻著錄書，看熟了有好處。雖然初看時不容易記住，但時間久了，印象就深了。在鑒定某一件書畫之前，更應當查看各家的著錄，盡可能弄清楚與該件有關的一切情況，如它的流傳經過如何，究竟是一本還是幾本，題跋、印章、尺寸、裝潢的情況又如何等等。使前人的紀錄和實物作對比，能幫助我們對它作出比較合理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