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書畫藝術源遠流長，傳世作品之多，以近現代知名書畫家的作品而言，汗牛充棟難以數計。因此，在書畫收藏中要全部了解、熟悉所有的作者的姓名、字號，這是難以做到的，因為即使在這一類的辭書上也難免會有疏漏和訛誤。但是，作為書畫收藏者，通過多看、多記、多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從而多熟悉并掌握一些書畫家的“名頭”（除了名字別號外，還包括生卒年、籍貫、師承、風格特色等），是十分必要的。
　　在姓名之外還有字號，這是我國民族文化的傳統。尤其是古代文人，大多有字有號。如宋代的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元代的倪瓚（字元鎮，號云林），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峰）；明代的沈周（字啟南，號石田），文徵明（初名壁，字徵明，號衡山）；清代的畫僧八大（朱耷，別號雪個），石濤（原名若極，法名原濟，號大滌子）等等，這一傳統直至近現代，乃至當代仍被書畫家所繼承。書畫家在作品上簽署名款時，有的把姓名字號均署在作品上，有的則往往僅以別號為署。因此在鑒看書畫作品時就必須對作者的名字、別號均要了解和掌握。
　　再說有些書畫家一生用過的名字、別號甚多，如在近現代書畫篆刻界大名鼎鼎的吳昌碩（1844－1927）初名俊，后改名俊卿，字蒼石、倉石、昌石、昌碩，號老缶、缶道人，晚號聾、大聾等，即可為一例。如果僅僅能熟記這些名字、別號，這在書畫鑒別中還是不夠的。因為名字、別號的更改，往往是因情而變，所以使之有了時限性，因此也就給鑒別書畫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和作用。就按吳昌碩來看，他“七十后以字行”，也就是說他七十歲以后的作品上一改過去的“吳俊”、“吳俊卿”而以“吳昌碩”為署了。那么，假如見到他七十歲以前的作品上署作“吳昌碩”，或者七十歲以后的作品上出現“吳俊卿”名款的話，顯然該作品的真偽已屬可疑了。又如：吳昌碩在光緒八年壬午（1882）四月，因友人金杰（俯將）贈以古瓦缶，遂有老缶、缶道人別號。從這些例舉中就可以看出掌握名號變更的原委，對鑒定別書畫的真偽，界定作品的創作年限（因有些作品上不具年款），及考辨作品的藝術嬗變等方面的作用了。
　　又有的作品僅署別號，如常可見到的“懶道人”、“雷婆頭峰壽者”，熟悉的人一眼可知是現代畫家潘天壽的作品。但前者是他早年的別署，后者則是他晚年喜用的款署，對這些同樣需要掌握并加以分辯。
　　尤其是一些近現代書畫名家在早期作品上所鑒定署的原名，或者字號，以后因種種原因而更改了名字、別號，又由于藝事日精，聲名日隆，使得原名、字號反而鮮為人知了，這種情況在當代一些著名書畫家中就有不少。在此就見過此類作品的略舉幾位，如張世忠（張書?紓?，吳士綏（吳??之），陸砥（陸儼少），宋灝（宋文治），程潼（程十發）等，一旦遇見到這些作品，如不了解其中原委，就難免會有失諸交臂而引以為憾。如《寫宋人詞意圖》（冊葉）為水墨山水，筆墨秀潤溫雅，畫境詞意頗為得體，堪稱佳作。題款書法遒勁雅健，題云：“寫一川煙草，潢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詞意。丙子三月，心遠居士徐旁”，款署“心遠居士徐旁”一般書畫收藏者恐知者不會太多，其實“徐旁”，即為當代著名書畫家、古書畫鑒定家徐邦達先生，徐先生原名旁，“心遠”是他的別號。由此可見，在書畫收藏中對當代一些著名書畫家的名字、別號也同樣必須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總之，從事書畫收藏，必須備具一定的書畫鑒別能力，其中熟悉并掌握書畫家的名字、別號及其師承藝歷，可以說是走進書畫收藏天地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