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緣由，不少專業人員解決了很多書畫鑒定中的案例，由于運用的武器是“鐵證”，所以即使有持不同意見者（多為從書畫的本身出發）也很難申述自己的主張，讓大家認同，原因是你沒有“鐵證”。
然而，鐵證真的全部如山嗎？筆者最近在編輯謝稚柳先生的畫冊時，發現多件謝老題款署年與畫風不一致的“鐵證”，頗得啟發，茲舉數例如下：
早年作品，晚年補款，仍署早期紀年，但未說明者。如其1949年所作絹本《竹鳩圖》，款書“己丑秋日寫竹鳩圖。稚柳”。鈐印：謝稚柳（白），燕白衣（朱）。這幅《竹鳩圖》相當工整，盡刻畫之美，也可謂謝老1949年的精品，這從畫風上經過分析可知。問題是畫面上的題款，其書體絕非1949年之風格，乃為1980年代所補題，但又未說明。倘若目前或者百年后，有研究者看出書風和畫風非同一時期的“鐵證”，該怎么辦？畫上所鈐兩方印則是謝老早期常用之印。從表面上看，這都有一些矛盾。實際上，謝老當時創作這幅畫后，一直未題款，而在1980年代補款時又未注明。如果從這些“鐵證”來推翻這張畫的話，豈不冤枉。
早年作品，晚年補款，無署年。這個情況同上述的有類似之處，只是在補款時既未署當時創作年月，也未說明補題時間，所以署款書體和畫風在時間上還是對不上號。如其《梔子花》，約作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之交，然其窮款“稚柳”為1980年代所書，這明顯是一個矛盾。但款和畫都是真的。
署年有誤。所謂署年有誤就是將天干地支寫錯，并且這種情況還不少。如其1973年《消暑圖》，署款“己丑夏日壯暮堂上消暑。稚柳。”從署款看，這幅畫是1949年創作的。然其畫風，分明是1970年代開始的落墨法。這又是一個矛盾，也是一個鐵證。看了該畫上方陳佩秋先生長題后，才知該畫是1973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時，上海有關方面下達給謝老的政治任務，這張畫是為尼克松下榻賓館裝飾用的，由此可知該畫的創作年代是1973年，而其署款“己丑”乃為“癸丑”之誤。
從以上所舉的例子可知，書畫鑒定中的鐵證，有時確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違背真實，誤導正常的鑒賞活動。中國書畫歷史悠久，這樣情況絕非孤案。由此可見，以我們的有限知識和經驗，是不能盲目地拿“鐵證”做學術研究的武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