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是人類在不同的生態文化環境和心理背景下創造出來的并在獨特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累、傳遞、演變成為不同類型和模式的文化。它不僅構筑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還構成了各民族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非物質文化遺產涵蓋了民俗文化，我國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越來越重視，頒布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古代民間木版畫就是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和保護。

追本溯源，談及古代民間木版畫，就得從人類文化發展的過程來看。如果沒有受到印章與碑石雕刻等啟發，以及具備了紙、墨和摩拓的基礎，木版印刷的出現是很困難的，即使出現，也不會一開始就那樣完善。就中國現有的歷史資料看，在我國，隋唐以前，還沒有印刷術。當時的文學和繪畫都是直接書畫于紙上的。直到隋唐出現了印刷術之后，才有了佛經木刻。到了宋朝，隨著手工業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改革，特別是畢曰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使雕版印刷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版畫藝術的領域進一步擴大。由唐、五代的單純佛經木刻進而擴展到文學藝術、經史、醫學、技藝、雜類各領域?！睹坊ㄏ采褡V》則是花卉畫譜的先導。

雕刻印刷的程序是照事先畫好的稿子刻在木版上，然后以紙印刷著彩，或者套色印刷。《四美圖》是宋代版畫的代表作。在構思上，作者獨具匠心，集漢晉時期的王昭君、班姬、趙飛燕、綠珠這四位我國歷史上著稱的美人于同一畫面，富有戲劇性色彩。畫面上四位美女都是唐朝的裝飾，雍容華貴，婀娜多姿，邁著輕盈的步履在庭院里漫步、觀賞。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之間的流眄盼顧使畫面前呼后應，渾然一體。此外，作者還在人物后面以欄桿、花石作背景，更加烘托出畫面的華麗。同時，作者在框上精心安排了鸞鳳和蔓草的圖案作裝飾，使畫面更加豐富。

唐代的雕版印刷制品已經非常精美，有可能是最早的遺物，便說明了這一前因后果。一千多年以來，木版印刷在中國發展很大，并且普及于民間，從雕刻文字印刷到雕刻畫畫印刷插圖和畫張，成為一種廣泛傳播物的復制手段。可以說，在中國出現近代印刷術之前，亦即清代前期西方的鉛印、銅鋅版和石印還未傳入時，木版印刷是印刷的一統天下。

“版刻”這個詞，最早是指所有的木版雕刻，后來書籍大量印行，印畫者也多起來了，因此便成為印刷書籍的專稱。由于印刷的普及，到宋代便出現了“年畫”這種形式，即以庶民大隸為主要對象，結合民俗節令，在新年春節所張掛的繪畫，以圖喜度吉祥，故而農民多稱志謂“花紙”。這樣，它以文人為主要對象的書籍插圖（也叫繡像）便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風貌。本來，是因為當作一種印刷手段，畫者與刻者是分工的，由于畫者的身份和服務對象不同，其藝術的風格差異也就越來越大。但總的說畫家只是畫圖，并不直接捉刀去刻。也就是說，畫家不會刻，刻者不會畫。這與現代藝術分類學中的“版畫”是不盡相同的。

　　

由于古代和現代民間的木版畫屬于“復制木刻”的性質，所以隨著近代印刷術的興起，這種印刷手段已不再被采用，由原來的泱泱大河變成了涓涓細流，僅僅被當作一種獨特的藝術樣式為人們所看重，其范圍顯然是大大地縮小。特別是近現代的民間木版畫，雖然仍有一部分人使用和欣賞，但為數不多，較多是當作一種民族文化遺產，進行整理和研究。從這方面說是非?？少F的。

由于民間木版畫主項是“年畫”，理所當然地成為研究的主流。因此也就以年畫為中心逐漸向外推展，將一些非年畫的東西歸入“年畫”之中。這是不奇怪的。問題在于，隨著認識的不斷提高，資料也越來越多了，面對著龐雜的木版畫的現象，就不得不重新進行分類，以利于更深入的進行研究，使之有一個清楚系統的概念。

　　

從中國傳統的木版畫分類來看，涉及到一個關于產地和銷售方式的問題。由于它的形象性和易于傳播的特點，有些是與實際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并不純是為了欣賞，因而覆蓋面很寬，品類特別復雜。從制作規模與具體應用來看，小的可以小到像個圖章，大的能夠大到一米多高。據《西湖老人繁勝錄》所記，南宋時的杭州在春節之前就賣“等身門神”。這些大小不同的印刷品，有的是“三代宗親”（祖先軸）和神像，屬人供奉；有的是傳說戲劇故事和美人童子畫，供人欣賞；有的是結合歲時節日和紅白事所做的應節之物與儀式用品；也有的用來裝飾環境、包裝商品等。可以說，在過去人們生活的方面，幾乎都有相應的木版畫存在。

　這里所講的木版畫，是指所有帶圖像性的印刷品。因此，它的制作者很廣，既包括專業的藝人，也包括專業的農民，城鎮居民其傳播的方式也很多有的開設專門的畫店并附設作坊；有的在紙店、雜貨店理發售；有的為農民閑時所作，過節時拿到集市、廟會上出賣；還有的是寺院、道觀；藥鋪、商店所散發的瑞符、賀帖、重陽旗、傳單等。由此可以看出，在人與木版畫之間，形成了多方面、多層次、多渠道的多元關系。

　如果將以上情況綜合起來，則重于應用、形式和藝術特進行歸納，可將中國傳統的民間木版畫分作十二大類五十多種。如：門神類、年畫類、窗畫類、燈畫類、幡畫類、神像類、紙馬類、插圖類、扎糊類、印記類、游藝類和其他類，凡自具特點而不屬于以上十一類者，均歸此類。如龍凰契（龍鳳禮書、天地帖，都是訂婚或結婚的證書），吉祥符（除邪免災，求子得喜，鎮宅平安，多為道士所發），版印扇面（做折扇用），版印繡稿（供刺繡使用的印稿）等。

　　

以上十二大類五十多個品種，所列項目也可能有遺漏，還有待于以后補充和修改。然而，即使如此，僅就這個粗略的分類來看，已是洋洋大觀，其種類之多，數量之大及其普及的廣度，都是任何藝術所無法相比的，“年畫”一詞更是無法概括。這里提出用“木版畫”一詞來涵蓋整體的初衷。

這樣一來，在木版畫的概念中，原來所稱的“年畫”就變成被隸屬的一個子目。這樣分類，并沒有使真正的年畫受到損傷，相反的其面目更為清秀了，因為擺脫了那些非年畫的干擾。

　　

縱觀中國木版畫發展的全過程，雖然歷經千年，樣式很多，但是發展并不平衡，其層次也有明顯的高下之分。從這一關系上說，年畫一開始就帶有領先的地位，成為民間木版畫的代表。南宋遼金時期在山西臨汾刻印的《四美圖》（即《隨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和《關公圖》（即《義勇武安王位》）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F藏日本的一批蘇州桃花塢之前的年畫，大約清代前期的作品，其制作之精，被公認為是中國民間年畫史上的頂峰之作，并且取得了雅俗共賞的妙趣。可以說，在各個時期的民間木版畫中，還沒有哪種形式能夠與年畫相比的。這也是為什么人們一提到民間木版畫，首先便想到年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木版畫的整體而言，發展到明清時代，已經普遍開花，特別是一些小型的形式，幾乎遍及每個城市。只是那些較復雜的作品和規模較大的作坊設在大城市中，或是集中在某個地區。如晚清時的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濰縣楊家埠。因為這是一些手工業比較集中的城市，經濟發達，成為周邊很大一片地區的中心，便于木版畫（特別是木版年畫）的推銷發展。由于生產的量大，銷售的面廣，常常來形成了自己的發行網絡，可以說是“領地”，我稱它為“文化圈”。

談及中國民間的傳統木版畫，它不僅是一種有意味的藝術形式，而且蘊含著人民大眾無比豐富的情趣理念和審美思想，因而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