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很喜歡《楚辭》的。他從青年時代起便極喜讀屈原的詩作，在日本留學時期，曾“購有不少的日本文書籍”，其中就有“一本線裝的日本印行的《離騷》”。他因喜愛而仔細揣摩過“騷體詩”的寫法，說其創作特色是:“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在他看來，正是因其“憑心而言”的匠心，所以才能夠有“不遵矩度”的獨運。受此濡染，他也曾作過《祭書神文》、《湘靈歌》等類似《九歌》的“騷體詩”。而比他早一千多年的李賀，也是一位屈原的癡徒，他自稱“咽咽學楚吟”，看來真是神魂顛倒了，再從他生平所作詩文看，可見他在“騷體詩”上也是獲得了不少的養料。

　　

溯魯迅和李賀的淵源，同屬屈原一脈，想大致不錯。就像看到一條浩蕩的大河奔騰而下，兩位身處不同時代的詩人在相隔千年的岸邊不約而同地駐足而立，望長長之玉帶，挽袖飛觴，共賞滔天之河水和那寂寞的時光。

　　

邀請者自然是魯迅了，李賀便來作陪。于是在酒酣耳熱、痛澆塊壘一番后，李賀便飄然而去，只剩下先生一人落寞地站在夜色中，反復吟詠著這位身不同時、代有所隔的同聲感應者李長吉那為數不多的詩篇。吟詠難以盡興，只有藉書慰情。這在先生是習以為常的，但對這位留著長指甲、骨瘦如柴的李長吉，自是更有了一種莫逆于心的沾戀。他曾手書不少古代詩文相贈師友，據統計，如今收集并出版的大約有二十余幅，而其中竟然就有四幅手書這位李詩人的，獨獨高于任何一位古代作家。這就不難看出先生對李賀自是有著一種尋常人所不可比擬的欣賞和親近的。說起緣由，大約有很多，但我覺得其實這就是兩位同屬一脈的古今大家的一次極其自然的靠近。偶然的相遇是緣分，而自然的靠近則包含著性情的相近與品格的傾慕。

　　

在所遺的四幅墨跡中，我最看重的是寫于1935年3月22日的一條橫幅。從他離開人世的1936年10月19日來看，這個日子的確已經接近了他生命的盡頭。這時的先生，不僅身處后世的我們無法知曉他細微的內心活動，恐怕就連當時身在周圍的人也許也并不能完全體察到先生的心思，而留給我們揣測和解讀的也只有親朋好友的真切回憶以及先生所書文字了。學者們大多注重對他生命將近時分所寫文章的解讀，但似乎很少有人對于這一或多或少能傳達先生生命信息的載體發生注意。對于一個有著傳統書寫情結的文人，這似乎是不應該被忽視的，但恰恰人們忽視了它。而這一忽視，在我看來或多或少會影響人們對先生的認識和理解，甚至評價，這個評價不單是說文學和思想上的，更多的是指在書法上的。

　　

究竟是我生搬硬造還是確有所指，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幅在先生一生中無論從書寫心態還是書寫形式和形態上都難尋同類的字幅。從先生一生所遺墨跡來看，很顯然，采用橫幅是少見的，據倪墨炎先生《魯迅舊詩探解》中所見，現今所存的只有寥寥幾幅。由此我們可以先行推想，先生在書寫之初是有意區別于大多數字幅所采用的形式的。也許這還不足以說明此作的與眾不同，但接著只要略加注意便可看到整張橫幅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錄詩，一部分是落款。這些都是很平常的，但在平常中你會覺得奇怪，為什么這幅字不是按往常依規矩從右手開始書寫的，而是一反常規從左側下筆。說先生不懂規矩的人有兩種，一種是根本不寫字的人，一種是從來沒看過先生所遺墨跡的人。也許你還會說，這也不足為怪，偶爾變個花樣出點新意嘛。這樣的看法在我看來是比較恰切的，似乎也沒有反駁的理由，但既然承認了這一變化，那就要尋出為何變化因何如此的緣由。這樣的尋找看起來簡直太難了，可在我看來并不是不可探究的。其實方法也不難，我們只須翻查一下先生以前的墨跡中有類似的變化也許便可解惑。看遍先生所遺舊詩墨跡，我只尋出一幅來，那就是在1930年9月1日寫在一本小冊子上的幾句詩。此詩如下(圖一):

　　

殺人有將，救人為醫；殺了大半，救其孑遺。小補之哉，烏呼噫嘻！

　　

一九三十年九月一日，上海魯迅這本小冊子的主人是誰，是何許人，此詩何所指向，都不能不讓人欲窺究竟。據《魯迅舊詩探解》說:“本詩是寫在馮蕙熹的小冊子上的。魯迅并在詩末簽名蓋章，可見是鄭重其事的。詩原無題目，也無標點，只在最后一句上有感嘆號。這首詩過去沒有發表過，也沒有收入集子內。最早發現這首詩的是吳世昌。”(詩句標點為倪墨炎所加)且看吳世昌在《魯迅集外的四言詩》一文中如何記載:“一九三三年，有一個同學拿了一本冊子來，指定要我在上面寫下一篇我的已經發表的短文。但這冊子并不是這位同學自己的，她是受了一個朋友之托來轉請我寫的。這個朋友是當時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醫生馮蕙熹。在馮醫生的冊子上，已經有了很多題詞，其中一首短詩是魯迅的，全文如下……”如此的發現過程說來真令人解頤。至于馮蕙熹，乃是許廣平的表妹，在魯迅為她題詞時，她還是醫學院三年級的學生。

　　

交代了受贈人的情況，此詩的含義不說也罷，便可知道魯迅題詞是看對象的，對于不同的受贈人，不光所寫所錄的詩文不同，就說紙幅的形式和大小，也是有所差異。就此幅看，更特別一點的，便是起筆的書寫順序，也就是說是從何處下筆的。一本小冊子，對象又是一個學生，也就無須按照原有的規矩，看著順溜便可以了。當然這是我的貿然揣測。不過，這樣的揣測多少總讓我有一點自作解人的快感，雖然也許不過是妄人之論:幾句不合規矩、不成整詩的詩句，是用不著在給學生的本本上循規蹈矩的，從左到右依次寫下，讓她看著好看，也醒目，四字一句，鏗鏘有力，何而不為？

　　

有了類似的變化的參照，我們或許可以稍微自由的想像一下了。難道先生是因為給徐皐所以才變化的嗎？徐皐(1908－1980)，原名徐伯皐，浙江慈溪人，著名小說家，當時是小品文半月刊《人間世》的編輯，經常向魯迅約稿。就我的了解，徐皐既非親戚，更非弟子，何以能讓先生有如此的變化？這倒讓人真費腦子。其實在我看來，想想就可以了，無須絞盡腦汁偏要想出個所以然來。因為這里并不存在著這樣的一個因果關系，我們總是用假想類推的辦法，但也許事實并不是什么時候都是按常理出牌的，雖然相近推演是個很管用的好法子，但似乎在這里不太管用。就他和魯迅的關系說起來，多是書信的往來，談不上親密。所以此路不通，還要再尋他途。查先生日記，便知1935年3月22日曾為徐皐作字二幅，其中之一即為本字幅。除此之外，也沒有透露出什么其他的信息。既然如此，在還未有更有力的資料解惑的情況下，我們只有作這一種理解了，那就是，先生只是玩味一把，實驗一回。這樣的理解也許很招非議，但我以為如此弄墨在先生還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就得仔細辨察先生書寫時的筆畫和結構之類的細枝末節了。相對于能夠給出我們準確可信的解答的，這樣的無奈之舉只能是唯一可取的辦法。

　　

書寫的內容一看便知，是李賀的《綠章封事》中的一句:“金家香弄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圖二)此詩是李賀為發泄自己對當時社會壓制窮士的不滿和怨恨而作的，魯迅所書此句倪墨炎先生釋為“那些豪門貴族對于死者在千百遍的呼喚招魂，可是像揚雄那樣的窮士家里卻冷落凄涼。”1935年的上海正籠罩在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中，就在書寫這幅字三個月后的一天，先生引為知己的瞿秋白被國民黨槍斃了。而此時的他，依舊在寂寞和悲憤中經受著不斷襲來的明槍和暗箭。生活在這樣的一種境況中，心緒是蕪雜的，也是悲涼的，書寫也就更加沉雄。此幅墨跡所傳達出的一種特有情緒下的生命信息，使得我們可以近距離窺測他的內心。一個人但凡用文字來表達情感必是有感情的驅使，而又將之嚴正地書贈他人，可以想象他對時局強烈的不滿和憤恨之難于言表，非蘸濃墨書寫在白紙上不足以抒發郁積的情愫了。

　　

細讀此作，此作自左至右書寫，兩句詩共占紙幅的三分之二強，余為落款。詩句共有十四字，書七行，除第三列書三字，第七列書一字外，皆布二字。落款分五列，亦從左至右依次為“李長吉句錄應伯皐先生屬亥年三月魯迅”。從整體的布置來看，詩句和落款輕重、高低把握得很平正、穩妥。局部的安排也是錯落有致。字與字，列與列之間疏朗有間，不擠不離，恰到好處。細看字形之處理，更見先生的用心，比起所觀先生其他墨跡，便可做出這樣的判斷:貫注一氣，神不外散，匠心獨具，筆管巧運。先說字形之端正者，有“金家”，這是先生字之常態，端莊清雅；字之靈巧者，“香弄”“無俗”，呼吸相通，顧盼生姿，“香”中之“日”，點畫空靈，“無”之四點，各具神態，猶空中墜石，再看三橫，如橫布陣云；字之搖曳者，“千輪鳴”，“千”為單字，卻和筆畫較繁者一列，可見處理之大膽——“千”右傾，勢如斜而復正，“輪”左斜，密栗中見疏朗，“鳴”端立于末，深穩而不空滑，此三字安排得間，不見擁堵，全賴依勢擺動；字之映帶者，“秋室”，“秋”分兩側，看將扯開，但有雙點縈拂，“室”列上下，“至”字篆寫，寶蓋居上，觀似將離，卻有銜接；字之雄渾者，“揚雄”是也，“揚”之提手坐“籣”肩，“雄”之偏旁與“隹”各取半邊，都出之新奇，得之變形，再于全篇觀之，則謹嚴中得森挺，威風八面；最后落得“聲”字，金雞獨立，似在回首，末一筆作環抱狀，線條若斷而復連，意猶有未盡也。再從墨跡上看，“金家”“揚雄”較濃，是為起筆蘸墨之故，二列之間墨隨紙走，故而清淡瘦勁，及至“聲”字，已無須再蘸墨，故而顯得干枯一些，也是墨之將盡所致。由是觀之，字因濃淡而起伏有致，猶如一浪起一浪又起，富有波浪涌動的跳躍感，一聲響一聲又響，伴著音律頓挫的節奏感，由此也可以覺察出先生書寫此字幅時情緒的波瀾。而這些波蕩起伏最終都在落款的小字中得以舒緩，書寫時的情緒相對已經平靜，或四字五字一停，或二字三字一留，精神團結，打疊一片，書寫完畢，落上署名，加蓋印章，宣告大成。及至此處，還可見先生的一種變化，“魯”字之上部一劃而過，實屬逸筆，難得一見。

　　

很久以來我們總以為先生為文的高妙，卻忽視先生書字也是極為講究的，而此幅在我看來又是先生出乎其類的，便更可觀可賞。書法是先生生命的另一種形式的律動，同時也為我們留下了窺探他的內心世界的一扇小窗，而這扇窗，會使我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先生那隱秘的情緒和深邃的內心世界。

　　

清人朱和羹的《臨池心解》中有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是說人書俱老的高妙境界，其實在我看來，老而平淡雖是一種至境，但也可說是已露衰相，相反，我們看到的先生的這幅字，給人的感覺卻恰好相反。其實說魯迅老，也是不確的，論年紀，先生也還算是中年，未至老境，若不是過早去世，也許我們還真能看到常人所說的“人書俱老”的先生，不過，這究竟是癡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