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天地》上發表的高鴻先生文章附有兩幅《龍蟠虎踞今勝昔》圖的款署：一幅作品款署為“一九六○年五月寫 傅抱石并記”，一幅作品款署為“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 傅抱石”。高鴻先生的《質疑傅抱石款〈龍蟠虎踞圖〉》文章中關于款署一段是這么說的：“令人不解的是，是次展覽的《龍蟠虎踞圖》與南京博物院收藏其中一幅《龍蟠虎踞今勝昔圖》（縱６０厘米，橫８７厘米，創作于１９６０年５月）的尺寸懸殊非常大，前者是７１．３平方尺，后者僅有５．２平方尺。查看兩圖紀年，前者是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后者是１９６０年５月。時差不過兩個月，如何尺寸有變而題款的位置、段落以及款識字數的大小、多寡卻如此的一致？且‘龍蟠虎踞今勝昔’這七個字除了‘虎’字變化了寫法，其余六字一如翻版，這對一直富于創造精神的傅抱石先生來說，可能嗎？”
其實，這兩幅作品的款署雖然表面上看是很相似的，但是，禁不住仔細分辨，它們之間還是很不一致的，我們試作如下分析：
先說第一個字“龍”。
如果以一般觀者的眼光去看這兩幅款署的異同，則應得出兩款署在大體輪廓上的相似，若以單體字來看，第一個字便可見出不同，差別就在“龍”右下部分的三撇（或曰三小橫，下略）。用內行人的眼光來看，換句話來說，即以書法用筆結字的觀點來看，這里面值得說的地方有一些。我們看圖一“龍”字右下部的三撇，規規矩矩，一撇挨一撇，非常緊湊，如果是略有書法習練基礎的人，是不難將這三撇學得像的，而圖二的“龍”字右下部的三撇，就寫的復雜得多了，在“龍”右半部豎折完成后，蓄筆略停，然后向上迅速挑出、回環，將三撇寫成類似阿拉伯數字“３”字的模樣，如果不能掌握行筆的疾徐，墨量的多寡，和相當的自信，是難以成字的。
我們不妨作個實驗，摹寫這兩個“龍”字，摹寫之后，我們會發覺，圖一的“龍”字好學，且能學得近似，而圖二的“龍”字，則限于上述原因，很難模仿，非要“近真”，恐要東施效顰了。
整體看這個“龍”字，圖一的寫法，用筆內收，屬于歐褚一脈，圖二的“龍”字，則得平原外展之意。兩相比較，重點在“龍”字左部“立”下的“月”字，非常清楚，圖一此字沒有左右回護，好似失去重心之人，給人以搖搖欲墜的感覺，圖二中此字的寫法，就非常穩妥。另外，我們還要留心“月”字末筆向右上牽絲這一細節，圖二合理流暢，圖一生硬勉強。
再談第二個字“蟠”。
乍一看，也的確沒有多少區別，但如果仔細分辨一下“蟠”字的“蟲”字旁，還是能發現出一點問題的。首先是與前字末筆的牽連關系，圖二“龍”字末筆完成之后，筆斷意未斷的自然過渡到下面“蟠”字“蟲”旁第一筆。反觀圖一，筆意斷開，使上下字失牽。中國書法由于是豎寫，所以，書家在書寫時，上下字的屬連關系應該是極其自然的，而模仿者因限于心理、字款、行款等諸多因素，往往會做不到自然的相連。再者，圖一“蟠”字的“蟲”字旁，將“蟲”字的二、三筆畫圈，這種簡單的處理方法，頗似硬筆用慣了寫出的毛筆字，不合毛筆用筆結字的規矩，而圖二卻沒有如此弊病。
第三字“虎”字和第四字“踞”。
從字形上看，兩款中“虎”字的寫法，確實明顯不同，這里，我們可以理解作為藝術家不主故常的藝術表現方式，但用筆的沉穩和飄浮確實可以分辨出來的。圖一“虎”字的最后一筆，明顯可以看出書寫者的猶豫，因而致使豎畫寫得不自信和飄浮。圖一的“虎”字，采取的是草書的寫法，用筆回環不是難事，恰恰難的就是這一豎，而這一豎是主筆，自書與摹書者心理不一樣，前者即便寫得不好，也不會猶豫。同理，“踞”字的寫法，圖一避重就輕，盡量在追求圖二的字形，由于不能由著自己習慣去寫，筆畫的飄浮與筆力的孱弱，自是在所難免，盡管表面上還成“疏朗”之態，但和圖二筆筆落在實處的“踞”字相比，還是比較清楚地看到它們之間的不同，尤其是“踞”字右半部下面的“口”字的書寫，圖一又儼然如同畫圈。
第五字“今”和第六字“勝”。
可以說，這兩個字是這兩署款中最相像的兩個。
第七字“昔”。
也存在字形相同而用筆絕異的問題。
另外，再說一下兩幅作品款署中名款中的“石”字，除了字形有差異之外，在用筆方面，圖一的“石”字一撇，出鋒，圖二的“石”字一撇，收鋒；圖一“石”中“口”字橫折，搭鋒頓按，圖二“石”中“口”字橫折，中鋒絞轉。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去分析，《文物天地》２００６年第７期《質疑傅抱石〈龍蟠虎踞圖〉》一文中配發的數幅《龍蟠虎踞今勝昔》圖，其中兩幅為南京博物院藏，另一為扇面，由私人收藏。
圖二款署年份是這樣寫的：“一九六０年五月……”
另一幅款署年份是這樣寫的：“日前得讀主席詠南京解放七律一首，涉筆成此……一九六二年大暑抱石敬記”
在一幅扇面款署為：“囗囗同志，惠囗即乞教正一九六四年六月抱石”
此三幅作品年份都涉及“六”字，相同的是，三幅作品“六”字都是用的草法寫就，一、二畫變成折筆，可見作者對于“六”字的寫法，有他的習慣性，唯獨扇面中年份涉及兩個“六”字，書寫者為避免雷同，故在第二個“六”字書寫時，用了行楷體，即第一、二畫分開。圖一的年份書寫一連遇到了兩個“六”字，卻未加任何變化（作為書畫家，不論書法還是繪畫，一連遇到兩個相同的字時，都很自然的加上一些細微的變化，以避雷同），在此提出疑問。
這兩幅款署為什么要寫得“像”？而這“相像”之中還能讓人找出這么多不像，個中緣由值得我們大家去思考。作為一個嚴肅的藝術家，除了閑情逸致偶然涉筆戲墨之外，恐怕對待自己的作品都會要求嚴格，有時幾近于苛刻，尤其是重大題材的創作，不論小樣大稿，都是不厭其煩的反復推敲、幾經斟酌，甚至定稿之后，稍有靈感或者不滿意時，都會將原作推倒重來，至于重復自己偏愛的題材，一畫再畫，一寫再寫者，古往今來此類事例不勝枚舉。
如隋僧智永，曾寫真草《千字文》８００本分送江東各寺，南宋張即之，好寫佛經，曾寫多本《金剛經》分送各寺，近現代的畫家、書家更是有將同一題材的內容反復畫、反復寫的故實。我們知道的如：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黃胄的驢子，以及吳昌碩、沈尹默、鄧散木等諸大家的作品等等。但是，需要提出的是，這些被重復的藝術作品，水準是不等的，決不能一概列入優秀，否則那就是“復印件”而非藝術了。
更有一些屬于畫家的未完成稿，或未定稿以及草稿等等，或因這樣那樣的原因，作者還未來得及增刪、潤色、修改，便又另起爐灶，在舊作的基礎上重新創作，而舊稿又未毀棄……更遑論物故而被后來人將其生前作品、樣張一概收藏。不論出于什么樣的動機，收藏者請人在未完成稿上加添原作者款署，使其成為真假難辨的作品。這些，均給我們今天辨明真偽增加了極大的難度。
至于其他，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因此，對于傅抱石先生圖一、圖二介紹的《龍蟠虎踞今勝昔》圖的款署來說，應不屬一人之所為，至于圍繞此圖展開的討論，以至最后辨明真偽，則期待大家學者，為我們指點迷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