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藝術品收藏種類中，古代書畫作為最能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精粹的藝術門類，一直受到歷代收藏家的重視和青睞。在現今的書畫收藏熱中，隨著一些大名頭的古代書畫陸續在市場上現身以及隨之而來的有關真偽爭辯，使得一些過去僅在學術界流傳的“傳”字類、“款”字類概念也開始進入眾多書畫收藏愛好者的視野并引起大家的關注。
“傳”字類書畫，意即：傳為古代某書畫大家的作品。它的特點是：書畫上并沒有作者的款識印章，但在傳承過程中，被其后的（或同時代的）收藏鑒賞者題識為某某所作，或被歷代鑒賞界公認為是某位大名家的作品?！皞鳌弊诸悤嬐瑫r具備兩種特征，一是作者須為宋元以前書畫史上著名的書畫大家。二是要傳承有序，題識者一般距作者年代較近，而且自身應是書畫界公認的有較高書畫鑒賞能力的鑒賞家。如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傳為北宋趙昌的《寫生蛺蝶圖》就頗具代表性。同樣，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唐孫位的《高逸圖》，也無作者款印，但卷首有宋徽宗墨題《孫位高逸圖》，此畫北宋曾由駙馬李瑋庋藏，后入“宣和內府”，鈐“御書”、“宣和”、“政和”、“睿思東閣”諸印，后又經明清多位大藏家遞藏，后入清內府，鈐有乾隆、嘉慶、宣統諸璽。
“傳”字類書畫，既稱之為“傳”，意味著是后人“視為真跡”，也有著“存疑”的含義在其中，正由于在是否為“真跡”上，存在有質疑空間，易在學術界引起爭議，遠的如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的《蘭亭序》真偽之辯。近的有前兩年圍繞國家收購《研山銘》、《出師頌》是不是買了贗品之爭論。這些作品雖然未必是作者本人手跡，或為代筆，或為早期的臨本、摹本。但這些作品在原跡或已無存的情況下，經過漫長歲月的甄別和洗禮，本身也具備了與名家原作相當的藝術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傳”字類書畫與書畫真跡具有同等重要的藝術價值。
“款”字類書畫的特點則為，作品上署有作者的款識印章，但在傳承上缺乏確鑿的遞傳依據和著錄支持?；蛟诠糯b賞界即已“疑偽”，存在爭議和歧見。作品的藝術水平也與社會公認的作者藝術特征不完全吻合，或在藝術造詣上存在差距。“款”字類書畫涵蓋的年代要廣，宋元明清都有。
“款”字類書畫情況比較復雜，其中既有古人比較認真的模仿之作，也有近代人臆造的偽劣之作，因此收藏時遇到署大名頭的“款”字類書畫需審慎對待?，F今一般認為，清三代及明代流傳下來的“款”字類書畫藝術價值較高，清末民國以后的仿作則需要多從作品本身的藝術水平高低加以考量。近年在書畫收藏中，一些畫藝精湛的“款”字類書畫，同樣受到收藏者的好評和追捧。如2000年朵云軒秋季推出一件宋趙伯駒款《荷亭銷夏》軸，學術界認為恐非趙伯駒真跡，應為明孟之院體山水。但此畫歷史上曾經高士奇、戴植、狄平子三位大鑒藏家遞藏，而作為清初在書畫鑒賞上頗有名氣的高士奇對此畫鐘愛之極，認為是趙氏真跡，將它收入自己精心遴選的藏畫集《江村銷夏錄》中并作條縷之析，結果受到眾多藏家追捧，拍出233.2萬元，成為該場拍賣會的最高價。
古代書畫中的“傳”字類作品和“款”字類作品是中國書畫藝術發展進程中的產物和見證。曾對書畫藝術的傳承和弘揚產生過積極影響，同樣都是珍貴的文化遺存。如果我們在收藏鑒賞古書畫時，對他們多一些了解并予以正確解讀，對于科學評價書畫藏品的藝術價值，更好地指導書畫收藏，都是很有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