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以前的茶史資料表明，中國茶業，最初興起于巴蜀。四川乃天府之國，土地肥沃，且氣候暖和。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條件比較嚴重以外，極為適宜人類居住，所以從很早的時候起，就一直是人類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富足的盆地亦養育了悠久的茶文化。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王褒《僮約》云：“武都(陽)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姜桂茶出巴蜀”等詩文中看出來。
陸羽在他所著的《茶經》中亦記載有：“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直至唐朝中期，這種野生的大茶樹在四川還是到處可見。據我們已故的知識，像這種兩人合抱的茶樹，大概需要千年以上的時間，才能長成如此之巨。如此一來，這些大茶樹大多數應該是生長在戰國以前，據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定，古代的巴蜀也是我國茶樹原始分布的一個中心。
在《華陽國志?巴志》中有載：“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魚鹽銅鐵、丹漆茶蜜……皆納貢之。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枝，蔓有辛蔣，園有芳弱香敬，給客橙葵。”在這里《華陽國志?巴志》對巴蜀的茶事的記載是很明確的。更重要的是，它明確指出，所進貢的茶葉是“園有芳弱(竹)香茗“(在園子里人工種植的茶)，而不是采之野生。這說明在當時，巴蜀的茶事已是相當發達的了。
《漢書?地理志》稱：“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巴蜀的范圍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還有濮、苴、共、奴等許多其他少數民族，巴族、蜀族不過是其中分布較廣、人口較多的兩個大族。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時，還停留在原始氏族階段，至春秋、戰國期間，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從中原的觀點來看，這些民族或地區，仍然是屬于“南夷”的化外之區;巴蜀歸屬于華夏，是在秦統一和設置郡縣以后的事情。
清初學者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考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指出各地對茶的飲用，是在秦國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傳播開來的。也就是說，中國和世界的茶葉文化，最初是在巴蜀發展為業的。顧炎武的這一結論，統一了中國歷代關于茶事起源上的種種說法，也為現在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因此，大家也就認可了“巴蜀是中國茶業和茶葉文化的搖籃”這一事實。
中國的飲茶，是秦統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時候開始飲茶的呢?對這個問題茶界持有不同見解，有的人認為始于“史前”，有的人認為是“西周初年”，也有的人認為在“戰國”時期等。名家的意見歸結起來，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國之前抑或建國之后的問題。
飲茶是一種物質享受，人們習慣把飲茶和文明聯結在一起，所以一提起飲茶的習慣，人們往往認為是進入階段級社會以后才出現的。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組織來充當飲料，是氏族社會常有的事。鄂倫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興安嶺的鄂倫春人，還停留在原始氏族社會階段。
當時，他們有“泡黃芹、亞格達的葉子為飲料”的習慣。鄂倫春人能夠利用當地的黃芹和亞格過的葉子來作飲料，那么，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們南方有茶樹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謀劃不發明以茶為飲呢?這也就是說，我國上古關于“茶之為飲，發乎神農”的論點，不但有傳說記載，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較好印證。這也說明巴蜀茶業的開始最早的，只可惜見諸文字記載的時間較遲，直到西漢末年的王褒《僮約》中才有記述。能予佐證的有關先秦巴蜀的茶事資料，一是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所說：“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納貢之。”二是明代楊慎在《郡國外夷考》中所提：“《漢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謂茶日葭萌，蓋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聯系，其實還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華陽國志》中又稱：“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這一點，在《尚書?牧誓》中載稱，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盧、彭、濮，稱爾，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華陽國志》和《尚書》一致說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四周的許多部落，都曾參加了周武王領導的反紂同盟。周武王滅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國”，分封的對象，有上說的宗親，也有功臣、扈從和參加伐討戰爭的各族酋長。所以，西周雖無“子”這樣的爵位，既使不分封宗姬，也會分封巴蜀等頭人來掌管一方的。這一帶既然成了西周的屬國，至少在臣屬初期，會與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納貢關系，貢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這類方物特產。
《華陽國志》是晉人所寫，其所載史實是漢朝甚至是兩晉的情況。既然巴蜀南部的產茶地區，當不會都是在葭萌一帶，其上述巴蜀南部的產茶地區，當不會都是在葭萌之后才發展起來的。所以，假如葭萌“以茶氏郡”的論點可以成立，那么，《華陽國志》中所提到的茶葉產是，可以說也是戰國前既已形成的歷史茶區。
關于巴蜀茶業在茶業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漢成帝時的王褒《僮約》中，才始見諸記載?！顿准s》有“膾魚鱉，烹茶盡具”，“武陽買茶，楊氏擔荷”兩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帶，西漢時不但飲茶已成風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飲茶還出現了專門的用具。其后一句，由反映成都四周，由于茶的消費和貿易需要，茶葉已經商品化，還出現了如“武陽”一類的茶葉市場。
西漢時，成都不但已形成為我國茶葉的一個消費中心，而且由后來的文獻記載看，很可能也已形成為我國最早的茶葉集散中心。如西晉張載〈登成都樓〉(3世紀80年代)詩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即是一證。張載這首詩，共32句。前面16句，談成都的飛宇層樓、物饒民豐和高甍長衢的城市境況;下闋借蜀郡漢代巨富有成效程、卓二家的奢華生活，來極言成都茶葉的名滿遐邇。與張載這一詩句相輔，構成巴蜀茶業名甲全國的還有這樣兩條史料;三國魏張揖《廣雅》(3世紀之前)載，“荊巴采茶作餅，成為米膏出之……”其二是西晉孫楚的《出歌》(公元231~293年)：“茱萸出芳樹顛，鯉魚出洛水泉。白鹽出河東，美鼓出魯淵。姜、桂、茶出巴蜀，椒、桔、木蘭出高山。蓼蘇出溝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條史料所說的“荊巴間”，具體是指今川東、鄂西一帶。其實，這鄂西早先屬楚國的邊境地區，先秦時有一度就屬巴國或是巴文化的影響區。
所以，這條資料實際上介紹的，主要還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飲茶習慣。后一條《出歌》，主要是介紹一些常用飲料、食物產地。把《廣雅》、《出歌》和《登成都樓》詩的上述內容聯系起來，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漢直至西晉，巴蜀仍是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和重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