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愛新覺羅·弘歷還未登基成為乾隆皇帝，正是風(fēng)華正茂、身為太子之時，便寫下一首與普洱茶有關(guān)的詩詞——《烹雪用前韻》，其中兩句為“獨有普洱號剛堅，清標未足夸雀舌”。乾隆皇帝一生愛茶、嗜茶，品茶、鑒茶無數(shù)，對茶自然有著獨到感悟與深厚研究。乾隆皇帝以這樣的詩詞來贊頌普洱茶，可見其對普洱茶的充分認可與情有獨鐘。因為乾隆皇帝的這首詩，從前一直因受自然、地理、交通等諸多因素制約而籍籍無名的普洱茶，從此由山野之茶列登皇家貢品，其身份變得尊貴無比。乾隆皇帝當政以后，大清帝國步入全盛時期。雖然云南地處邊疆，但普洱茶因其獨有的品質(zhì)和功效，越來越受到上至皇家貴胄，下至黎民百姓的追捧。而乾隆皇帝品飲普洱茶后留下的這首《烹雪用前韻》一詩，更是為普洱茶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內(nèi)涵與歷史底蘊。

普洱茶成為貢品之后，很快又被大清王朝列為“國禮”。在查閱和接觸有關(guān)普洱茶文獻資料時，我們能見到這樣的描述：清乾隆五十八年，以喬治·馬戛爾尼為正使的英國使團受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委托出使中國，并得到乾隆皇帝的接見。乾隆皇帝先后幾次贈送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和使團成員大量禮物，其中有不少普洱茶。說明普洱茶已成為“國禮”，而且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是從普洱茶歷史文化考證的角度，我們自然會產(chǎn)生如下這些疑惑：乾隆年間普洱茶成為國禮的文獻依據(jù)是什么？乾隆皇帝是在什么情況下贈送英王和英國使團普洱茶的？贈送了多少？最關(guān)鍵的，是這些普洱茶最終的命運如何？筆者試圖查閱過很多文獻資料，一開始一無所獲。后來，筆者有幸在舊書攤淘得兩本書，一為清代梁廷枏撰寫的《海國四說》，一為乾隆年間參與出使中國的英國使團副使喬治·斯當東所撰寫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仔細翻閱這兩本書，發(fā)現(xiàn)這兩本書都對英國使團在乾隆年間出使中國一事做了詳細的記載。更重要的是，從普洱茶文化研究的角度，這兩本書都對乾隆皇帝贈予英王及使團成員的普洱茶有詳細的記錄，正好可以互相印證，對普洱茶歷史文化的挖掘與考證，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一、《海國四說》中有關(guān)贈送英國國王及英國使團成員普洱茶的記錄

本文為了還原史料的真實性，讓各位普洱茶愛好者能對文獻資料有全面的認識與了解，并從文獻資料中獲取更多的信息，同時也是為了避免今后有人在引用這些材料時含糊不清，甚至以訛傳訛，因此，在涉及普洱茶的文獻材料時，盡量完整錄用。而不是為了突出普洱茶而省略其它，或者為了節(jié)約字數(shù)而支離破碎。

（一）（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特賜國王玉如意一，龍緞三，蟒緞二，妝緞七，百花妝緞六，倭緞三，片金緞二，閃緞、袍緞、藍緞、彩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綾、紡絲各二十二，羅十三，杭綢七，玉雙解瓶一，戰(zhàn)圖一盒，紅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盤四，絹箋、蠟箋各五十，掛燈四對，繡錦香袋八盒，繡香袋、連三香袋各四盒，宮扇十三扇，百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乾、香瓜干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粉四盒；正使龍緞、妝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二，倭緞八，絲、緞各一，綾、杭綢、紡絲各四，瓷碗六，瓷盤八，霽青白里瓷盤六，扇二十，普洱茶團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干二盒；副使龍緞、妝緞、倭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一，綾、杭綢、紡絲各二，瓷碗二，瓷盤八，霽青白里瓷盤四，扇十，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副使之子龍緞、妝緞、素緞八，絲緞、錦、漳絨、羽緞、綾各一，花緞、紡絲各二，瓷碗、瓷盤各四十，錦扇十，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盤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筆官、總后官二員，每員閃緞、妝緞、倭緞、藍緞、綾各一，瓷碗、瓷盤各二十，錦扇十，普洱茶團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總兵官、管兵官、聽事官、管船官等七員，每員妝緞、閃緞、藍緞各一，瓷碗、瓷盤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團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二）二十九日，于太和門頒給敕書。賜該國王百花蟒緞二，袍緞、線緞各四，紫檀彩漆銅掐絲琺瑯龍舟仙臺一，玉器八，瑪瑙盂盤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蘆器十四，文竹掛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冊頁二，畫絹二十，灑金五色字絹箋紙、白露紙、高麗紙各二十，墨六匣，各樣扇四十，普洱茶團八，六安茶八瓶，武彝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乾、香瓜乾各四盒，藕粉、蓮子各二盒，藏糖三盒。又，隨敕書賜國王龍緞三，蟒緞二，妝緞七，百花妝緞六，倭緞三，片金緞二，閃緞、袍緞、藍緞、彩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綾、紡絲各二十二，羅十三，杭綢七，畫絹、白露紙各百，灑金五色絹五十，五角箋紙、高麗紙各二百，宮扇十三，十錦扇百，連三香袋四盒，十錦香袋八盒，錦香袋四盒，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二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掛燈十二，墨二十匣；正使龍緞、帽緞各一，妝緞、倭緞各二，藍緞、青花緞、彩緞、杭綢各三，綾、紡絲各六，茶葉二瓶，茶膏二盒，磚茶二塊，大普洱茶團二，刮膘吉慶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瑪瑙葵花碗一，瑪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龍緞、帽緞各一，妝緞、藍緞、倭緞、青花緞、彩緞、縐綢各二，綾、紡絲各四，茶葉四瓶，茶膏一盒，磚茶二塊，女兒茶十，白玉全枝蔡花洗一，花瑪瑙菊花瓣碗一，葫蘆器藏糖二匣；副使之子龍緞、妝緞、倭緞、青緞、藍緞、錦、漳絨、帽絨各一，綾、紡絲各三，縐綢二，茶葉二瓶，磚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總兵官、副總兵官二員，每員龍緞、妝緞、倭緞、藍緞、青緞、帽緞、錦各一，綾、紡絲各三，縐綢二，茶葉三瓶，磚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通事、管兵等官四員，每員龍緞、妝緞、漳絨、錦、藍緞、彩緞各一，綾、紡絲各二，茶葉二瓶，磚茶二塊；代筆、醫(yī)生等官九員，每員龍緞、妝緞、錦、漳絨、藍緞、彭緞、綾、紡絲各一，茶葉二瓶，磚茶二塊；貢使從人七名，每名綾、綢各二，布四，銀十兩；吹樂、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綾、綢各二，布四，銀十兩；內(nèi)地護送官二員，大緞各二；貢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麗布、波羅麻、兼絲葛各二；留存貢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麗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羅麻各一。

二、《海國四說》與《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乾隆皇帝贈送英國國王及英國使團成員的普洱茶特點

（一）數(shù)量多。從文獻資料來分析，大清帝國乾隆年間先后多次贈送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及英國使團成員的禮物種類繁多，數(shù)量不一，而且根據(jù)贈送對象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在禮物清單中，普洱茶與其它各類禮物數(shù)量相比較，其占據(jù)的數(shù)量是非常多的，而且記錄極為詳細，可見其分量較重。另，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所記錄的贈送的茶品數(shù)量與《海國四說》略有出入，本文對兩書統(tǒng)計核對后，按照數(shù)量多記錄為準。

1、乾隆皇帝先后向英王喬治三世及英國使團各成員贈送普洱茶團122個（《海國四說》中為120個），大普洱茶團2個。其中，贈送給英王喬治三世的普洱茶團數(shù)量先后達88個；贈送馬戛爾尼的普洱茶團數(shù)量為8個，大普洱茶團2個；贈送喬治·斯當東的普洱茶團有4個，贈送喬治·斯當東的兒子托馬斯·斯當東4個，其他人員合計18個。

2、贈送茶膏26盒，其中，贈送英王喬治三世的先后達14盒，贈送馬戛爾尼的為4盒，贈送喬治·斯當東的為2盒，贈送托馬斯·斯當東的為2盒，其他人員合計6盒。

3、贈送磚茶36塊，其中，贈送馬戛爾尼2塊，贈送喬治·斯當東2塊。

4、贈送女兒茶34盒，其中，贈送喬治·斯當東10盒，贈送托馬斯·斯當東8盒，其他人合計16盒。

從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禮物中，瓷器、錦緞、茶葉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三種禮物。在茶葉類禮物中，除了普洱茶，還有當時名氣很大、產(chǎn)量很高，而且已經(jīng)外銷到很多國家的武夷茶、六安茶等茶品，但在乾隆皇帝贈送給英國客人的禮品茶中，這些茶品的數(shù)量遠不及普洱茶之多。

（二）品種多。根據(jù)目前已有文獻資料，我們可以斷定《海國四說》一書中提到的“茶膏”、“普洱茶團”、“女兒茶”等皆為產(chǎn)自云南的普洱茶。

清代道光年間曾隨父在云南工作過的阮福在其《普洱茶記》一文中寫道：“福又撿貢茶案冊，知每年進貢之茶，立于布政司庫銅息項下，動支銀一千兩，由思茅廳領(lǐng)去轉(zhuǎn)發(fā)采辦，并置辦收茶錫瓶緞匣木箱等費。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新茶時，須以三四斤鮮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備貢者，五斤重團茶，三斤重團茶，一斤重團茶，四兩重團茶，一兩五錢重團茶，又瓶裝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領(lǐng)銀承辦。”

該文又記載：“《思茅志稿》云：其治革登山有茶王樹，較眾茶樹高大，土人當采茶時，先具醴禮祭于此，又云茶產(chǎn)六山，氣味隨土性而異，生于赤土或土中雜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于二月間采蕊極細而白，謂之毛尖，已作貢，貢后方許民間販賣。采而蒸之，揉為團餅。其葉之少放而猶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滿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圓者，名緊團茶，小而圓者，名女兒茶，女兒茶為婦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兩重團茶也；其入商販之手，而外細內(nèi)粗者，名改造茶；將揉時預(yù)擇其內(nèi)之勁黃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結(jié)而不改者，名疙瘩茶。”

生活在乾隆時期的醫(yī)學(xué)名家趙學(xué)敏在其著作《本草綱目拾遺》中記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成團，有大、中、小三等。云南志：普洱山在車里軍民宣慰司北，其上產(chǎn)茶，性溫味香，名普洱茶。南詔備考：普洱府出茶，產(chǎn)攸樂、革登、倚邦、莽枝、蠻專、慢撒六茶山，而以倚邦、蠻專者味較勝。味苦性刻，解油膩牛羊毒，虛人禁用。苦澀，逐痰下氣，刮腸通泄。【按：普洱茶大者，一團五斤如人頭式，名人頭茶，每年入貢，民間不易得也。有偽作者，名川茶，乃川省與滇南交界處土人所造，其餅不堅，色亦黃，不如普洱清香獨絕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綠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物理小識：普雨茶蒸之成團，西番市之，最能化物，與六安同（按：普雨即普洱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脹受寒，用姜湯發(fā)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顙，受熱疼痛，用五分噙皮血者，研敷立愈。”

從這些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至少在乾隆時期，上至皇家貴胄、下至黎民百姓，都已形成“普洱茶產(chǎn)自云南”的共識。從形狀與加工工藝上區(qū)分，普洱茶的加工工藝早已有之，而且加工的品種多種多樣，可以分為團茶、茶膏、女兒茶、瓶裝芽茶等多種。從功用方面而言，普洱茶不僅可以“解油膩牛羊毒、逐痰下氣、刮腸通泄”，也具有“醒酒、清胃生津”等保健功效。

（三）檔次高。普洱茶首先是作為貢品進入皇宮，然后又成為國禮走出國門，這說明早在清乾隆年間，普洱茶已成為一種檔次極高的貴重物品。

按照阮福的記錄，清代用來進貢朝廷的普洱茶是有嚴格要求的，首先是產(chǎn)品品質(zhì)要有保證，必須用上等的原料制作而成；然后在加工工藝上也有嚴格要求，凡進貢茶品，必須精良制作。也如趙學(xué)敏所言：“普洱茶大者，一團五斤如人頭式，名人頭茶，每年入貢，民間不易得也。”至于“其入商販之手，而外細內(nèi)粗者，名改造茶；將揉時預(yù)擇其內(nèi)之勁黃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結(jié)而不改者，名疙瘩茶。”這些都是將上等茶品進貢之后剩下的較為遜色的茶品，只能民間流通和飲用了。

英國使團的到來，乾隆皇帝是非常重視的。在英國使團還沒有抵達京城及熱河時，乾隆皇帝就曾三番五次的要求相關(guān)官員隨時稟報使團行程情況，并要求地方各級官員務(wù)必做好接待工作，以顯示大國風(fēng)范。在這種基礎(chǔ)上，乾隆皇帝贈送給英國國王及英國使團各成員的禮品，自然是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視。英國使團抵達之后，負責(zé)接待工作的是當時權(quán)傾一時的重臣——和珅。從各種細節(jié)來分析，無不體現(xiàn)出乾隆皇帝在接待英國使團時的規(guī)格之高。而產(chǎn)自云南的普洱茶，能列入如此龐大的禮物清單中，且分量之大，可以看出普洱茶在當時已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因此，乾隆皇帝和當時的權(quán)臣和珅極為看重普洱茶，把普洱茶作為貴重禮品贈送給英王喬治三世和英國使團各成員。

同樣是在《海國四說》一書中，還有這樣一段記載：“（嘉慶）二十四年，（暹羅）副使至京，進萬壽貢：大壽燭五對，小壽燭五對，冰片二兩，金鋼鉆一斤，沉香二十斤，燕窩十斤，犀角二十斤，檀香一百斤，荷蘭毯二領(lǐng)，降真香一百斤，豆蔻二百斤，砂仁二百斤，胡椒二百斤，翠鳥皮五百張，孔雀尾五十屏，象牙三百斤，黃二百斤，紫梗二百斤。又貢方物如例。加賞副使玉如意、仙果、獻瑞花、普洱茶膏、人參膏、蜜餞、荔支、哈蜜瓜。賜宴正大光明殿，入同樂園聽戲。” 這是乾隆之后，嘉慶年間的事情。當時的暹羅，即今天的泰國。泰國使者到京城進貢，按照慣例，得到各種賞賜。但我們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無論是在數(shù)量上、品種上，都無法與當年乾隆皇帝贈送英國國王及英國使團成員的普洱茶相提并論。

三、乾隆皇帝贈送英國國王及英國使團成員的普洱茶去了哪里？

英國使團于1793年出使中國后，帶著大清帝國贈送的各種禮物開始返程，于1794年9月順利返回英國。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后寫到：“特使及全體隨員在將近兩年的期內(nèi)為國家完成了一項新奇而微妙的使命。全體人員所接觸到和觀察到的事物在他們的頭腦中留下了前所未有的不可磨滅的愉快印象。”馬戛爾尼等人遠涉重洋，最后成功返回英國，說明這些普洱茶是已經(jīng)被全部帶入英國境內(nèi)。這些帶回英國的禮物，究竟去了哪里？在已有的各種文獻資料中，卻看不到任何有關(guān)普洱茶流入英國的報道，也無人提及英國人是否有過品飲這些普洱茶的記載。從目前的各種資料文獻中無法找到一點蛛絲馬跡，由于信息交流方面存在的障礙，我們也無法獲得任何信息和證據(jù)。

第一種猜想：就是以馬戛爾尼為首的英國使團在親臨中國之后，得知普洱茶是極為珍貴難得的茶品，而且可以長期保存，甚至知道這種茶具有越陳越香的特點。于是，在未回到英國之前，使團成員達成一致意見，即不把乾隆皇帝贈送的普洱茶上報喬治三世，或者公諸于世，最終成為私人藏品。但這一點通過《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記載來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這本書的附錄中已經(jīng)詳細記錄了乾隆皇帝贈送的各種禮物明細，說明是已經(jīng)被英國人知曉了的。

幸好，當時參與出使中國的英國使團副使斯當東根據(jù)各使團成員的記載，編著了《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該書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和論斷的依據(jù)。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提到：“特使回館舍不久，皇帝又遣人送來絲織品、茶及瓷器三種禮物，特使及隨員人各一份。……茶則并非普通散開的茶葉，而是一種用膠水和茶葉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葉。此種茶可以長遠保持原來味道，在中國系最貴重之品。這種茶葉出產(chǎn)于云南省，不經(jīng)常出口外銷，但英國人喝起來不大合乎口味。”

從斯當東的敘述可以看出，當時的英國人對普洱茶了解并不是很多，大概只知道普洱茶“產(chǎn)于云南”和“在中國系最貴重之品”。大清王朝的各級官員也未對英國使團成員就普洱茶的品質(zhì)、加工工藝等做任何解釋和說明，因此對普洱茶的加工工藝存在一定誤解，認為這些具有各種形狀的普洱茶是“一種用膠水和茶葉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葉”。斯當東指出普洱茶“可以長遠保持原來味道，在中國系最貴重之品”，這是從第三者的角度對普洱茶的品質(zhì)、地位予以認可。

但由于在飲茶方面英國國人口味的差異性，對普洱茶生產(chǎn)加工工藝的誤解，我們可以有第二種猜想：即當時的英國使團成員并沒有重視數(shù)量極多的普洱茶。在回到英國之后，這些在中國本來是極為貴重的茶品，反而沒有得到使團成員的推薦，也沒有受到英國國王及皇室成員、達官貴人的器重，從此被打入冷宮，蒙塵蔽日，被人為遺棄，使普洱茶失去了一次在英國普及并發(fā)揚光大的重要機遇。與之相對應(yīng)的，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的附錄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中國大量出口英國的茶葉數(shù)量十分龐大，其中尤以武夷茶、功夫茶、貢熙茶等為大宗商品。

四、大清王朝贈送各國普洱茶對我們有何啟示

（一）從當前的普洱茶歷史文化挖掘與整理及普洱茶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角度分析，《海國四說》與《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說明早在1792年前后，即距今200多年前，普洱茶已成為大清王朝的貴重物品，而且在當時就已經(jīng)成為國禮，走出國門，遠渡重洋，傳播到英國、泰國、朝鮮等國家。雖然因為種種因素，普洱茶并沒有在這些國家得到推廣與普及，但至少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獻資料，為普洱茶文化積淀了寶貴的文化財富。在這方面，韓國韓瑞大學(xué)茶學(xué)系主任、教授，韓國中國普洱茶研究院院長姜育發(fā)先生經(jīng)過多年潛心研究，整理出《清代北京上流社會普洱茶海外史稿》一文，對普洱茶流入歷史上的朝鮮提供了許多詳實的文獻資料。

在浩如煙海的人類歷史文獻資料中，還有多少涉及普洱茶？還有哪些會為普洱茶的歷史積淀提供更多的文化財富？這是一個未知數(shù)。因此需要我們一代又一代人去挖掘、整理并公諸于世，以期讓更多的普洱茶愛好者共享。

（二）從喬治·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的關(guān)于普洱茶“是一種用膠水和茶葉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葉”的敘述，再結(jié)合當下社會各界對普洱茶的認識和了解，我們也應(yīng)該反思，對普洱茶的定義、歷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品質(zhì)、加工工藝等各方面的宣傳普及，不僅在清代就已存在問題，并導(dǎo)致受眾產(chǎn)生誤解；即便是在信息社會的今天，因為各種專家、學(xué)者、茶人各持己見、眾說紛紜，導(dǎo)致消費者、普洱茶愛好者們對普洱茶依然存在諸多誤解。比如目前有人認為“以云南省以外的茶葉原料制作的餅茶、磚茶等也可稱為普洱茶”、“普洱茶屬于黑茶”、“只有后發(fā)酵茶才能算作普洱茶”等等，令無數(shù)消費者云里霧里，不做所措。

如何在這些方面下功夫彌補不足，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三）紅茶為何能在英國等原本并不產(chǎn)茶的國家得到普遍推廣與盛行，而普洱茶至今未能在國外市場形成氣候，這也是我們應(yīng)該深思的。

當年的普洱茶未能受到更多人的了解和認識，這有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也有口味方面的因素。但英國從一個原本并不產(chǎn)茶的國家，竟然能讓紅茶流行，甚至稱為國飲，這是否也值得普洱茶行業(yè)的人士深思呢？作為產(chǎn)自云南的原生態(tài)茶葉，普洱茶應(yīng)當具有更大的市場潛力才對。茶葉最早被引進到歐洲大約是17世紀中葉，并且很快就傳入英國。在18世紀30年代以后，英國茶葉從上流社會的嗜好品迅速成為一種全國性的需求。湯姆·斯丹迪奇在其著作《六個瓶子里的歷史》里指出：“毫不夸張地說，18世紀初的英國幾乎沒有人喝茶，可到了18世紀末幾乎全國上下人人皆在飲茶。1699年，英國官方的茶葉進口量大約是6噸，一個世紀之后就達11000噸，每磅茶葉的價錢降到了100年前的1/20。這個數(shù)字在1784年茶葉進口稅大幅下調(diào)之前，如果算上走私茶的話，大概還得再翻上一番。另一個因素就是普遍摻假，從進口的茶葉開封到最終售出，商家在每個環(huán)節(jié)上幾乎都有摻假行為：他們在茶葉里摻上經(jīng)化學(xué)著色劑偽裝的柳樹葉、鋸末、花瓣，還有更荒唐的，據(jù)記載有一次竟摻入了羊糞。所以，實際消耗量比進口量要多出很多。一方面，經(jīng)過數(shù)月漫長的海上運輸，紅茶比綠茶更容易保鮮；另一方面，基于摻假的原因，紅茶越來越受歡迎，因為許多做假綠茶的化學(xué)藥劑有毒，而假紅茶即使摻假也還相對安全。于是紅茶開始取代口味清淡、苦味較輕的綠茶，紅茶加上糖和奶，品起來則更加齒頰留香。”

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郭衛(wèi)東先生在《十八世紀的茶葉貿(mào)易與中英交流》一文中寫到：“茶葉在兩百來年的中英貿(mào)易史中占有頭等重要的地位，很多問題由此引出，很多問題也只有從中去尋找答案。”按照湯姆·斯丹迪奇“紅茶比綠茶更容易保鮮”及“假紅茶即使摻假也還相對安全”這些觀點，再結(jié)合喬治·斯當東所認可的普洱茶“可以長遠保持原來味道，在中國系最貴重之品”，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生長在終年濕潤、云霧彌漫、土層深厚、土地肥沃、無污染、不施農(nóng)藥的原始森林中的云南普洱茶，其品性溫和，并具有各種保健功效，在人們十分重視食品安全、身體健康的當今社會，更應(yīng)該具有廣闊的市場潛力和前景。

(責(zé)任編輯：八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