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是“茶禪一味”，的基石：“茶禪一味”，是日常生活的升華這兩者互為因果互相促進。

1.茶葉與農禪

佛門的茶事活動，與新式的禪林經濟為特定的“農禪并重”密切相關正是農禪，為茶、禪的結合提供了物質基礎。約八世紀中葉，馬祖道一率先在江西倡行“農禪結合”的習禪生活方式，鼓勵門徒自給自足。其弟子百丈懷海在江西泰新百丈山創《百丈清規》，并把世俗的生產方式移入佛門。約九世紀中葉，由于新型的禪林經濟普遍得到發展，寺院栽茶、制茶就在這種自立求生、經濟獨立的背景下大規模興起。加之如火如荼的寺院飲茶之風無疑也刺激了這種生產活動的持續展開。

其時，著名的佛教寺院普陀寺，即擁有了普陀山的茶地僧侶從事茶樹種植并積累了豐富的種茶、采茶制茶經驗。據傳，直至康熙、雍正年間普陀佛茶才開始少量供應朝山香客。而九華山佛茶大約也是唐時開始培育出來的。其僧人培植的“金地源茶”在當時就被譽為色味俱佳的名茶。四川蒙山生產的“蒙山茶”，相傳最初是漢代甘露寺普慧禪師所培育。由于它的極為優異的質地，長期被奉為貢品，又被人們稱為“仙茶”。著名的“烏龍茶”，亦即“武火巖茶”的前身，也是福建武火山當地的僧人所培育種植。據考，此茶在宋元后亦以武夷寺內僧人制作為最佳。清郭柏蒼所著《閩產異錄》載：“武夷寺僧多普江人，以茶坪為生。每寺請泉州人為茶師。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萬余人”。由于僧人技藝高超，又把不同時節采摘的茶葉，用不同的工藝分別制成“壽星眉”、“少蓮子心”和“風味龍須”三種名茶，使其享有盛譽，經久不衰。浙江的徑山茶，名聲極高。徑山為著名茶區，宋政和七年，徽宗賜徑山寺名為“徑山能仁禪寺”被唐太宗賜名“國一禪師”的僧人法欽，就在寺院親植茶樹，茶林遍野而茶風亦極盛。此外，還有唐代荊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水邊羅生一種野茶，經玉泉寺真公和尚加以曝制，使之“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李白曾對此茶贊不絕口，稱其“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答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并序》）江蘇洞庭山水月院的僧采制的“水月茶”是現在皖南“屯綠茶”的前身。在明降慶年間，僧大方制茶技法精妙，因而名揚四海，人稱“大方茶”此茶流傳至今，改名為“碧螺春茶”。還有浙江云和縣惠明寺僧人種制的“惠明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亦是當地著名的佛茶。而“羅漢供茶”原由浙江天臺山佛寺所供；“香林茶”則初為杭州法鏡寺所供；“云霧茶”最早也是江西廬山、云居山及安徽黃山的寺院僧眾培育或加下制作出來的聞名遐邇的好茶。

總之，在由江西創辟“農禪并重”的風尚佛教僧眾的種植茶樹與茶葉制作加工活動積累了許多經驗；長期的精心勞作，畢竟成就了茶業界繁榮，制成了諸多獨具特色的名貴茶葉。正因為如此，故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說。唐宋時的禪寺，多建造在高山峻嶺之中，僧人禪師往往時節一到便制茶。茶成了文人進入佛寺進行各類活動的最好中介，而僧人也是以茶來敬客，這成為唐宋時一派獨特的文化氣象。

2.飲茶與坐禪

佛教僧眾坐禪飲茶的文字可追溯到晉代。《晉書•藝術傳》記載，敦煌人單道開在后趙都城鄴城(今河北臨漳)昭德寺修行，除“日服鎮守藥”外，“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唐代陸羽曾在寺院學習烹茶術七八年之久，所撰《茶經》記載的“煎茶法”即源于叢林(佛教僧眾聚居之所)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亦載：“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禪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終使僧人飲茶成風，有的甚至達到“唯茶是求”的境地。

“飯后三碗茶”成為禪寺“和尚家風” 宋代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一十六：“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中唐后，南方許多寺廟都種茶，出現了無僧不茶的嗜茶風尚。唐代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就記載了山僧種茶、采茶、炒制及沏飲香茶的情景。飲茶為禪寺制度之一，寺中設有“茶堂”有“茶頭”，專管茶水，按時擊“茶鼓”召集僧眾飲茶。

3、茶事活動與禪宗儀禮

茶在禪門中的發展，由特殊功能到以茶敬客乃至形成一整套莊重嚴肅茶禮儀式，最后成為禪事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深層的原因當然在于觀念的一致性，即茶之性質與禪悟本身融為一體。正因為茶與禪能融為一體，所以茶助禪，禪助茶，“轉相仿效，遂成風俗”茶有如此巨大功能，決非僅由其藥用性質的特殊方面所決定，正如道教最旱在觀念上把茶吸納進其“自然之道”的理論系統中一樣，禪門亦將茶的自然性質，作為其追求真心(本心)說的一個自然媒介。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事實中，這都是一個絕佳的無與倫比的自然媒介。它的無可替代性正是禪宗能將其真正作為一種文化而大大興盛起來的根本原因所在。

茶與禪的碰撞點，最旱發生于藥用功能中，但不同的是，它一開始便與禪門最基本的工夫---禪定結合在一塊。而禪定正是其他宗派也注重的，所以就連最富神秘色彩的佛教密宗在其重要場合也無法離開茶。

實際上，佛教禪宗不僅對我國的茶樹種植與茶葉加工的制作技術的發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由于禪茶精神對整個中國茶文化的滲透與普及，人人提高了茶文化的美學境界，這種境界首先體現在佛教茶文化的每一環節內。由此茶文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品味也大大提高，可見禪宗的功勞之大。

的確，禪僧高士能悟得禪理、茶性之間個中之味，與其本身的修養及其美學境界有關。他們注重精神追求，淡泊物質享受和功利名份。這是他們得以保持那份清純心境，以隨時進入藝術境界的前提。因而，“碾茶過程中的輕拉慢推，煮茶時的三沸判定，點茶時的提壺高注，飲茶過程中的觀色品味，都借助事茶體悟佛性，喝進大自然的精英，換來腦清意爽生出一縷縷佛國美景。”（梁子《中國唐宋茶道》)這是一種純粹的美的意境。

佛教對各類“行茶儀式”的美學升華，一方面是山于茶事活動的普遍展開，場所日益增多，交流傳播日益廣泛，因而要求也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又因出現了一些精益求精又熱心茶道的禪僧。此外，茶器的日益精良，也必然地推動著這一美學化的進程。那一套套順應佛教儀軌的茶道形式——寺院茶禮，正是適應禪僧們的集體生活而必然形成的嚴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