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講求“頓悟”，即人的靈感思維。品茶，是人的感官體驗。從感性的了解，達到創造、創新，經歷的是人生跋涉和理念上的參禪。西山僧援禪品茶三味至言一語道破“僧言靈味宜幽寂”。既然如此，那么“茶佛一味”的表現形式—茶道藝術，就顯得非同尋常了。
　　在茶道體系中，人們不僅講究茶樹種植與茶葉加工的連續和整體性，而且更追求飲茶過程中的藝術性與趣味性。
　　陸羽《茶經•四之器•五之煮》詳細記敘了當時的烹飲方法：“以魚目涌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世溣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侯視，則當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故以第二沸為合量下末，若以今湯就茶甌溣之，則當用二沸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然溣茶之法，湯欲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速溣之，然后湯適中而茶味甘”。一沸時，茶味未出，三沸時，茶內含物一齊浸入，不宜飲用。只有煮到二沸時，出水一瓢，用竹筷環激湯心，稍頃騰沸濺沫，倒入所出止之。這樣，就使茶葉發育出精華。盧同《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碧云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反扣柴門，家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茶吃，這種平易淡泊的外觀，在茶癖的眼里，也算得上是一種極美好的享受。茶葉分粗茶、散茶、末茶、餅茶四種花色。粗茶要先擊細，散茶則先干煎，末茶要先炙焙，餅茶要先搗碎，然后放人瓶中，注人開水烹煮。倒注茶湯，速度要以不快不慢為宜，緩慢斷續則濃度不勻，快注直瀉則濃度不夠。
　　同一品種的滋味也會因燃料的不同而大相徑庭。以糞火，竹條樹梢煮茶，茶湯有煙味，用虛炭燒茶，火候不佳，茶湯色鮮而味不佳，使用凈炭火最好。
　　茶湯的制作方法是調和鼎鼐。它的原料可以是一種或多種，它的燃料可以是一樣或多樣，它的步驟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終是調和出一種美好的滋味。
　　這一切講究的是分寸，一切以茶的色、香、味的美好，諧調為度，度之內的千變萬化就決定了唐代茶道具有宏觀、模糊、不可捉摸的特點。
　　茶道對煮茶用水要求很嚴。不同的水源，所含成份不同，勢必影響烹茶的湯色、滋味及香氣的發揮。陸羽《茶經•五之煮》上講：“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揀孔泉石池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頸疾。又多別流于山谷者，澄浸不世，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潛龍蓄毒于其間，飲者可決之以流其毒，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山中汩汩清泉潺潺細流是經過深厚的地層過濾，日光曝曬，含有新鮮空氣的活水；江水中混有較多的雜質，比山水差；井水不易見天日，性陰冷，又不易接觸，流通空氣，水中雜質不能氧化，故水質最差。唐人張又新在《煎茶水記》中記載，代宗年間湖州刺史李季卿請陸羽辨別南零水，陸羽以勺揚之，立刻指出這是近岸的水與南零水的摻和，李季卿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原來是取水士兵不慎將水灑落，又用近水盛滿容器。這充分說明唐代人對影響茶湯的水源和水質有深入細致的了解和研究。

　　飲茶，每爐燒水一升，酌分五碗。最少三碗，最多五碗。如果人多，要十碗，就分兩爐。根據對西安地區出土的唐代瓷碗、銀碗實物容積計算，一般唐碗的容量不超過三百毫升。如果把煮茶過程中蒸發掉的水分不計在內，那么唐代一爐茶水最多盛滿三碗。茶湯要趁熱連飲，冷飲則香味散失。

　　茶湯的色味香也因盛器不同而異。蘇廙在《六十湯品》中指出，金銀貴重，不能廣用；石器有奇異氣味；銅鐵鉛錫腥苦且澀；瓦器有土味；磁瓶為佳；品色尤宜。唐代茶道用具包括全套碾茶、泡茶、飲茶用具，同時還有收藏具的小櫥子，可以攜帶，以便與人斗茶。斗茶，可以說是茶商招徠顧客的一種競爭手段，它以品茶為主要方式，茶商邊吆喝邊營生，有時甚至敲打注子。這些自然對茶業買賣不會有什么便利，但卻增加了勞動者的工作趣味，唐代茶道的隨意性也才表現得更完整。
　　李德裕《憶茗芽》：“松花飄鼎泛，蘭氣人甌輕”。這個“甌”便是茶瓶，又叫湯瓶，它里面盛的是用來“點茶”的開水。所謂“點茶”，是先將茶末撮入茶盞，然后用裝著開水的有嘴的茶瓶向盞中注水，邊注邊用茶筅在盞中環回擊拂。其操作過程叫“點茶”。目前能夠直接確認的唐代茶瓶是在西安出土的唐文宗太和三年王明哲墓中的茶瓶，其底部墨書“老尋家茶社瓶，七月一日買。壹”。此器腹部圓鼓、盤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綠色釉，基本上符合《十六湯品》對茶瓶的要求。茶瓶的出土，至少說明兩個問題：其一，唐元和年間茶瓶已經被廣泛使用，其銘文證實，元和年間可能出現統一的茶道組織—茶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載，李訓事敗，王涯在永昌坊茶肆為禁兵所擒(永昌坊位于東宮東側)。可見都市茶店茶鋪比比皆是。其二，瓶壺之類盛器首先運用到飲茶業，也就是說“注子”是隨著飲茶業的發展而產生的。
　　茶碗，是民間最通用的茶具，它主要是堅硬半透明的青釉瓷器。唐碗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高足的，習慣上稱之為高足杯；另一類是圈足，壁狀足或圓餅狀實足的各種直壁弧壁或折壁之碗。這兩類杯、碗在古文獻中都稱之為盞。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不僅有青釉、白釉碗，而且還有金銀碗和三彩碗。
　　茶托子，據《資暇集》載：“茶托子，始建中(唐德宗)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托無襯病其熱指，取碟子承之，既吸而杯傾，乃以蠟環碟之央，其杯遂定……。是后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狀焉”。唐代使用茶托子已為考古資料所證實。
　　唐代講究茶文化，于是飲茶風尚有力地刺激了瓷器的生產、促進了對茶器的品評，為茶文化增添了新的內涵。
　　唐代茶用瓷器共分三類：白釉瓷、青釉瓷和秘色瓷。李肇(唐國史補》載：“內邱白瓷啞，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之”。杜甫在《乞碗詩》中對白釉瓷大加贊許：“大邑澆瓷輕且堅，扣扣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青釉瓷，主要生產地為越州、鼎州、騖州、岳州、壽州、洪州和長沙、銅川、鄧州、潮州、福建同安、浙江溫州和江西景德鎮。起初，飲茶者多用白瓷，后來青瓷居上，頗受玩茶者青睞。顧況《茶賦》形容“越泥似玉之甌，”；陸龜蒙《秘色越器詩》：“九州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秸中散斗遺杯，”。
　　茶圣陸羽曾將當時各地窯產青、白瓷茶器，通過盛茶作了比較：“碗，越州上，鼎州次，騖州次，岳州次，壽州次，洪州次”，盛裝綠茶以青器為貴，認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對茶器之好、茶色之美，因人而異。一般來講，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越州瓷青，茶色碧。
　　秘色瓷，唐代瓷器中的奇葩。由于其制作工藝不易掌握，茶水色澤在秘色瓷器內變化莫測，加之密宗“密”與“秘”同音，從而導致秘色瓷更具神秘感。
　　總之，上乘瓷器，如果使用得當，要么可以益茶，要么可以拂試佛之靈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