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佛一味”不僅對唐以后各朝飲食習慣頗有影響，而且也對周邊鄰邦飲食有指導借鑒作用。奈良時期，茶樹隨佛教各宗派先后從大唐移植日本。日桓武天皇廷歷二十四年(唐順宗永貞元年)，日本天臺宗最澄來中國留學，帶回茶籽試種于江州坂本，并以十斤裝茶葉一箱送給空海弘法大師。空海為日本佛教真言宗祖師，他從我國帶回茶籽試種，奉與磋峨天皇。山城國葛野郡原高山寺明惠上人高辨，以友僧所贈壺藏的茶籽，精心栽培，逐步培育成茶園，并傳授蒸焙制法，獎勵業茶。因此，我們可以認定日本茶業是佛光普照的結果。
　　日本人飲茶習慣形成于鐮倉時期。但日本的茶道開始于足利義政時期，即公元一四四二年至一四七三年。日本茶道一般在茶室進行，禪宗僧徒在莊嚴的達摩像前行飲茶禮，并逐漸形成一種信條、一種禮儀甚至升華為一種哲學思潮。從此，茶道成為一種文化，而這種文化又因森林民族與海洋民族不同，而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
　　唐代茶道沒有嚴格的規范和形制，因而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人們席地而坐，人數不限，自斟自飲，不受拘束，進而達到“洗我胸中幽思清，鬼神應愁歌欲成，”(《采茶歌》秦韜玉》)的境界；日本的茶道，嚴格依照規則和時定禮節進行，一般在深宅大院最幽靜高雅的茶室，顯示出極大的刻意性。欲茶者，最多不超過四人，首席客人選擇精于此道者。
　　茶碗是日本最重要的飲具，主要為唐津燒，薩摩燒、相馬燒、仁清燒、樂燒。它們與唐代的青白釉瓷不同，上面涂有一層海綿狀的厚糊，表面粗糙，不易傳熱，易于掌握。碗的邊沿微向內卷，可防外溢，敷釉光滑，適合口唇。
　　日本飲茶始終的儀節，大多是由主人一人完成的。主人先將茶具滌后，把“末茶”沖成豆羹狀，用帚急攪使其頂層起沫再奉與主要客人。飲茶時吸氣作響，亦為一種禮貌。首席客人飲畢，茶碗須托于左手掌中，以右手扶持之再傳給下位客人。在這方面，日本完全繼承了唐代茶道的儀節。唐李爽墓甬道內的壁畫，完整地記載著唐代茶具的端拿方法。北壁第三個女子，堆髻和裳，雙手捧一盤置肩上，盤內放著四個杯子；西壁第三個女子，一手捧黑色杯子，一手上置作扶護狀，上衣赫紅，下裙為白色赫畫豎條紋。壁畫的生命是無聲的，它們用來說話的是各種各樣的手勢。這樣的手勢，是由佛陀的手印變演來的。佛陀的手勢是天國五彩繽紛的語言。而唐李爽墓壁畫女子的端拿方式是對佛陀手印的客觀詮釋與直接宣泄。日本茶道和唐代茶道根本不同在于：盡管日本人將茶葉煮煎法不折不扣地學到手，盡管他們已將飲茶視為高雅的文化形式之一。但由于地理環境與文化積淀的差異，他們缺乏修身養性、積極入世向上的儒學精神、內在氣質和天健情懷；盡管日本茶道已形成固定化程式和茶道觀念的人為化，但他們缺乏的是士人以茶道修心，僧人通過茶道來悟禪，正直的官吏企謀以茶來養廉并通過茶道去領悟人生和社會責任的方式場境。至于“茶佛一味”哲學文化的韻致，那更是大相徑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