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利貞號和宋聘號是有一百六十年歷史的茶莊，一百六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是短暫的一瞬，但具體到人的生命，具體到茶的斷代，它卻長得足以抹去記憶，摧毀生命。尤其是經歷過幾次改朝換代和破舊立新之后。好在我們還有文字，我必須從淹沒在瀚海中的文字里仔細梳理，再用梳理出來的流光片羽與相關當事人后代的回憶相認證，還原一段普洱茶輝煌的歲月。
乾利貞號的創立
云南之有茶莊，或者說，茶莊之有名號，歷史并不是很久遠。據碑帖考證，早期的茶葉經營者，多是以戶為單位，每戶大約有十家人。茶葉經營戶是否有牌號，目前還不清楚。大約在嘉慶四年(1799)年，慶昌號在倚邦成立，這也是我們目前所知的云南最早的茶號。宋聘號和乾利貞號的創立，據易武的高發倡老師考證，均始于清同治年間，其中，乾利貞為1865年以前，宋聘號為1868年以前，兩莊創立地點均為倚邦。那時，杜文秀的起義已經震動了全滇，建水的馬如龍的軍隊更是威脅著離它很近的石屏。石屏人開始攜帶細軟大量逃荒，逃荒的地點最安全和便利的就是半是漢人管理，半是傣族統治的六大茶山地區。
那時倚邦是六大茶山的政治、經濟、儲運中心，倚邦的管理者曹土司為了增加收入，也開始大量從石屏州招徠漢人，來倚邦經營茶葉和發展生產。石屏的幾位宋姓人家就在倚邦開設了宋寅號、宋聘號兩大茶莊，江西人趙開乾開設了乾利貞茶莊。此時，由于戰亂和交通的梗阻，幾個茶莊的生意不會很好。
也是在這一時期，另一個即將與這幾大茶莊建立聯系的人袁德洋則在父親的帶領下，到思茅邊上的六順開荒種地。
杜文秀起義被鎮壓后，袁德洋回到了石屏，幾大茶莊也開始將總號從倚邦遷出或在思茅、石屏、昆明等地開設分號。業務的擴大，資金和人手的需要，使云南的各茶莊之間發生了一些整合，新的股東加入，老的股東有的繼續經營，有的告老還鄉，各茶莊之間的股權關系由于文獻的缺失，我無法理清。
袁家介入乾利貞
乾利貞號的管理層比較清晰起來，開始于清末。筆者在文獻中看到，宣統年間，乾利貞昆明、石屏的負責人是袁德洋的三兒子袁嘉猷。袁嘉猷是經濟特科第一名(也是欽點，等同于狀元)袁嘉谷的哥哥，他字乾三，號允升，幼讀詩書，善書法，喜書畫，曾被推舉為孝廉，考取附貢，擁有中書科中書頭銜(清代將中書舍人的舍人二字去掉，由幾品官充任一時無法考證)，專為朝廷撰寫公文。在母親徐太夫人的安排下，他和四弟袁嘉言一起停止了學業，專門經商，支持家用，也支持三個弟弟繼續讀書，追求功名。
1906年，第一屆云南商務總會成立，袁嘉猷當選特別會董第一名，在商界有很高的發言權。在商會開會時，大家往往以商號代名，稱呼他為袁乾利。袁嘉猷一直領導乾利貞和云南的茶業到辛亥革命時期。原因我們后面再說。
民國元年也就是1912年的一份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乾利貞號思茅的負責人則是富鴻文，他們經營的項目是“專辦花茶實業”，也就是說，當時思茅乾利貞的業務主要是棉花和茶葉。
從民國二年(1913)的一個文件中我們看到，乾利貞石屏分號的經理是袁嘉谷的弟弟袁嘉碧(字謙六)，此時他也是乾利貞總號的經理。而他們的業務則是省貨、廣貨、茶葉、棉花，這其實相當于今天的百貨和茶葉。
按照一些回憶錄的記載，乾利貞或宋聘號的股東稍晚的還有錢正利、劉子輝等。
圖是民國六年也就是1917年的一個文件，文件中寫到：“茶號在滇創辦乾翻貞及宋聘號普洱正山茶業，垂六十年。乾利貞以平安如意商標為記，宋聘號以本印內票為記，設總號于蒙自瓦貨街，分號于省城文廟街茶幫、個舊天君閣、易武茶山、思茅南門外大街、石屏太電巷等處。”
公文不打誑語，因此，文中的說法應該是比較準確的。從1917年倒推六十年，應該是1857年，也就是說，乾利貞號和宋聘號創立于1860年代是可以在這里得到印證的。文中列舉了多處乾利貞分號，但元江分號以一個等字代替，說明當時元江出產的豬街茶是否可作為普洱茶銷售，地位還不明確，因此寫呈文的時候有意回避了。
文中還提到乾利貞的商標為“平安如意”，宋聘的商標為“本印內票”，這兩個商標與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商標有什么差異呢?下面我們給出1917年宋聘號和乾利貞號圓茶每筒商標和每支的大票。
宋聘號每筒商標為直方形，藍色，題頭為：“宋聘號記”，下面的文字是：“本鋪在(云南)易武山開張，揀提細嫩茶葉，加重尖芽，精工揉造(陽春白尖)發行，貴客光顧，清認內票為記，庶不致誤。”宋聘號每圓內有一個商標，長方形，紅色，由于木版使用時間過長，模糊不清，這里就不詳細向大家展示了。
乾利貞號的平安如意商標，與我們現在看到的乾利貞宋聘號商標有些相似，但印刷則粗糙得多。寶瓶上寫：“貨真價實”、“陽春”(不是春尖)、“乾利貞”(沒有宋騁號三字)，貨箱上是：“本號在云南普洱易武山哥張，揀提細嫩茶葉揉(或探)造。貴客賜顧，清認平安如意圖為記。”“為記”后面還有兩個字，不知是否為邊框框起來的“生財”二字。
至于乾利貞號的大票，由于木版磨損嚴重，只能斷斷續續地認出一些字，似乎是說：本號在云南思茅南門外大街開設，揀提什么樣的茶揉制乾利貞號，哪里發行，哪里分銷；揀提什么樣和哪座山的茶揉造宋聘號。現有造假的，請貴客認招牌為記。下邊的黑色印章則是袁嘉碧執掌乾利貞以后加蓋的，僅能分辨“……之徒，假冒本號招牌，經由商會重罰，特加新圖章與老招牌老內票為據，責客注意。袁謙六識”等字。
為了對比，我們可以看看現存的乾利貞宋聘號商標。
抗戰前后，宋寅號、宋聘號、乾利貞號等老牌子，又有較深文化、家族底蘊的七子餅茶是香港最貴的普洱茶，一般賣港幣50元～筒，同慶號、同興號其次，四十元上下，至于敬昌等號，當時屬于一般品牌，每筒僅售25元到30元。新加坡、南洋各地對普洱茶的價格定位亦如是。
1950年以后，乾利貞各分號相繼停業，港臺、南洋對乾利貞號普洱茶的需求帶動了另一個產業，那就是仿造。仿造乾利貞號產品的有幾種情況，一、用一個新的茶莊號牌生產，如：福華宋聘號、廣悅來宋聘號、家傳宋聘號等。另一種情況則是直接仿制，不作說明，靠買家自己的本事來鑒別，比如：泰國宋聘，火燒云宋聘等。筆者曾喝過幾款仿制宋聘，盡管是仿品，但畢竟有幾十年的陳期，經過歲月的釀制，滋味、口感都很出色。
民國時期的茶業
為了更好地了解乾利貞在云南茶葉界的地位，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清末到民國初年云南茶業的演變。
從歷史上看，云南的茶葉主產地一直是西雙版納的六大茶山，其他地區盡管也有茶葉出產，但產量都有限。而西雙版納又由于其進入內地的要道是普洱山，云南人就以山為名，稱所有產自版納六大茶山的茶為普洱茶。乾隆五十年以后，由于西雙版納各茶山的土著居民逃避與緬甸的戰爭，大量逃亡，西雙版納的大土司同意易武茶山的小土司去石屏招募茶農，進山墾殖，完成貢賦。此后，大量的石屏人進入倚邦、易武茶山，他們或墾殖，或貿易，集同鄉集體之力，有福不一定同享，但有難卻可以相互扶持。很快，石屏人就變成了云南茶葉生產運輸的主力。為此，他們在昆明成立茶幫，先是在龍井街買下一院房子，但由于面積不夠，于光緒十七年又集資在文廟街買下一院房產，作為茶幫總部(相當于現在的寫字樓，不搞零售)，茶幫成員都以此為根據地，經營自己的業務。茶幫最高管理者為管事(后改為理事、監事)，袁嘉猷、袁嘉碧都曾長期擔任管事或理事。
那時的茶幫主要經營出口越南、泰國、香港、南洋的外銷七子圓茶(我看到的七子餅的叫法，最早出現在1940年，都是比較隨便的場合。正式場合和茶葉包裝上都印七子圓茶)，運往敘府(今宜賓)、武漢、北京等地的內銷七子圓茶、五子圓茶，省會銷售的散茶、四喜方磚等產品。茶幫的很多提議，茶幫與政府的溝通很多時候是要由茶幫管事認可的，袁家作為乾利貞號的大股東和茶幫管事，其發展優勢自不待言。
光緒年間，云南很多地方開始引種茶葉，其中，離石屏最近的豬街、羊街(當時歸元江縣管轄，現屬紅河縣)行動最早。茶幫人又集體在豬羊街創業，將這里的茶以茗山茶(與六大茶山的正山茶、勐海的壩子茶相對應)的名義大量出口香港、南洋。民國二年，乾利貞號的富鴻謨還擔任了元江商會的會長。
民國十二年以后，雖然南洋仍然大量需要乾利貞和茶幫的普洱茶，但由于滇西幫和沱茶的崛起，內銷四子沱茶、五子沱茶、邊銷牛心緊茶漸漸為滇西幫所掌控，茶幫的地位有所下滑，袁嘉碧也購買了一些錫業公司、電燈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股票、房產，分散投資，分擔風險。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