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與交流，是大運河的主旋律，它不僅溝通了南北、城鄉、水陸，也承載了兩千多年來綿延不絕的貨物往來和文化交流，其中就包括了茶葉的流通與茶文化的傳播。
在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中，茶早已無所、無時、無地、無事不在，但從歷史上看，茶自從逐漸走出其起源地(中國西南地區)后，在很長時間內都只是一種區域性飲品。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飲茶風氣熏染的仍以南方人士為主，廣大北方地區對茶了解不多，消費也少。北方貴族和南方名士對于茶的不同態度，還引發了一則則趣聞。例如，曾在南齊為官，后來投奔北魏的名士王肅喜歡喝茶，每次能喝一斗，北魏都城的讀書人稱他為“漏卮”，意思是說他就像一只漏水的杯子。在一次由孝文帝舉辦的宴會上，孝文帝問王肅南北飲食中“羊肉與魚羹，茗飲與酪漿，何者為上?”，王肅回答說，羊就像齊魯大邦，魚就像邾莒小國，而“茗”只能給“酪”作奴仆。以王肅的身份地位，或許只能這樣謙卑地回答，但從此北朝人就把茶呼為“酪奴”了。北朝貴族還把喝茶稱為“水厄”，對他們而言喝茶不是身心的享受，而仿佛是厄運臨頭。
“酪奴”、“水厄”這兩個對茶的別稱、戲稱甚至是蔑稱，說明了北方地區對茶葉的拒斥。然而，這種狀況到了中唐前后卻有了很大改觀。根據唐人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的描述，當時山東、河北許多地方直至京城西安，茶店遍布，往來的行人只要付錢就可以喝茶。茶風之盛甚至讓封演感嘆：“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可見，當時無論北國或塞外，飲茶已成風習。
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通常認為和佛教禪宗在北方的興起有很大關系。禪宗以坐禪為基本的修行方法，為了提神醒腦，也為了清心滌慮，僧人紛紛以喝茶幫助禪修。當禪宗在北方大興時，禪院的茶風自然也吹拂到了民間。此外，以陸羽為代表的一批嗜茶文人對于茶飲的鼓吹也有助于喝茶習俗的流播。
唐代中葉，茶業崛起并蓬勃發展，茶葉甚至取代了唐代前期的絹帛而占據市場上的首席地位。茶葉產地在巴蜀、江淮、兩湖，而銷售卻遠達北國、吐蕃、塞外，如果沒有一定的運輸網絡，茶葉的消費市場或許就會小很多。盡管無法描繪出當時販運茶葉的具體路線，但茶葉作為一種大宗商品，水運作為一種相對廉價的運輸方式，沿運河北上應該是一種合乎情理的選擇。
中唐前后北方地區茶飲的普遍，既得益于禪僧和文人有意無意的推廣、茶業自身的發展，也要歸功于大運河為茶葉北行、茶風北漸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唐以后的各個時期，京杭大運河依然向北輸送著茶葉與茶文化。宋代東南產地的茶葉向京城汴京運輸，也是通過運河。據記載，當時有東西兩條路線，其中東路便是從真州、揚州進入運河，北經高郵、楚州、陳留到汴京。史書稱東路“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富，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運河作為宋代運送東南地區糧食、財貨的大動脈，也是茶葉流通的主干道。從東南產地運到汴京的茶葉，主要供應給京城一帶的居民。汴京城內茶肆、茶坊林立，和從運河漂來的茶葉是分不開的。
運河流過城鎮，催生了沿途一些地方的茶文化。現以有著“中國運河之都”之稱的運河城市山東濟寧為例，元代，運河才流經濟寧，明代，濟寧以居于“南北咽喉，子午要沖”的地理位置，在匯聚南北貨物，吸引各地商賈和手工業者的同時，也孕育了自己的飲茶風尚。明清時期，濟寧的運河兩岸茶行林立，濟寧成為魯西南最大的茶葉集散地。茶葉經運河運輸，基本來自福建、浙江、江蘇、安徽，種類有青茶、紅茶、花茶、綠茶等。青茶多在當地銷售;花茶、紅茶多轉銷天津、濟南和膠東。
大運河的開鑿和貫通極大地推動了各地物資、文化藝術、生產技術、風情民俗等的交流與融合。在茶葉的事例中，我們也看到，大運河不僅為北方帶去了江南的物產，也帶去了江南的生活方式，使北方文化增添了幾分江南文化的韻味。從這個意義上說，“茶葉”雖然微小，也是一扇了解運河以及運河文化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