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茶文化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統,形成了專職、兼職和業余的三支隊伍。創辦了一批茶文化類雜志,出版社也紛紛搶灘茶文化陣地,為中國茶文化研究成果的發表提供了有利條件。20多年來,發表各類有關中國茶文化研究論文約3000篇,出版各類茶文化書籍600多種,主要成就表現在茶文化總論、茶史研究、茶藝和茶道研究、陸羽及其《茶經》研究和茶文化工具書編纂五個方面。此外,在茶與儒道釋、茶文學與藝術,茶俗、茶具、茶館研究等方面,也都有可圈可點的成果。
接上篇“當代中國茶文化研究略評 (上)”
四、陸羽及其《茶經》研究
陸羽《茶經》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學著作,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經典茶書,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關于陸羽及其《茶經》研究,是中國茶文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
(一)《茶經》的輯校、注評
臺灣最早從事《茶經》研究者為林荊南,他在1976年即將《茶經》今注今譯,這是中國當代最早的茶經譯注本。
《陸羽茶經譯叢》
張宏庸對陸羽及其《茶經》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整理工作,計已出版的有《陸羽全集》、《陸羽茶經叢刊》、《陸羽茶經譯叢》、《陸羽書錄》、《陸羽圖錄》、《陸羽研究資料匯編》,均由茶學文學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可惜后來并未繼續。
茶藝
大陸對于陸羽及其《茶經》的研究起步較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產生了一批成果。如張芳賜等《茶經淺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傅樹勤、歐陽勛《陸羽茶經譯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蔡嘉德、呂維新《茶經語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年),吳覺農主編《茶經述評》(北京:農業出版社,1987年),湖北陸羽研究會編《茶經論稿》(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
20世紀90年代以后又陸續出版了一些,其中以程啟坤、楊招棣、姚國坤《陸羽<茶經>解讀與點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沈冬梅《茶經校注》(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最為精審。肖毛網絡版的《茶經集注》,時有新見。
(二)《茶經》研究
在圍繞《茶經》的研究中,有對《茶經》總體思想文化內涵的研究。如寇丹《據于道,依于佛,尊于儒——關于<茶經>的文化內涵》(《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對《茶經》文化內涵的揭示,朱乃良《唐代茶文化與陸羽<茶經>》(《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徐榮銓《陸羽<茶經>和唐代茶文化》(《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對《茶經》與唐代茶文化關系的研究,傅鐵虹《<茶經>中道家美學思想及影響初探》(《農業考古》,1992年第2期)對《茶經》中道家美學思想的揭示,都有新見。
此外就是關于《茶經》某個方面的研究,如錢時霖《我對“<茶經>765年完成初稿775年再度修改780年付梓”之說的異議》(《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再論陸羽在湖州寫<茶經>》(《農業考古》,2003年第2期)對《茶經》成書時間、寫作地點的研究考證,游修齡《<茶經·七之事>“茗菜”的質疑》(《農業考古》,2001年第4期)對《茶經》所引《晏子春秋》中“茗菜”的質疑,丁以壽《<茶經·七之事>“<廣雅>云”考辨》(《農業考古》,2000年第4期)對《茶經》所引“《廣雅》云”的考辨,都有一定的創見。
在《茶經》研究中,除了對《茶經》的成書時間分歧較大外,對《茶經》的成書地點、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基本達成共識。在當代這些《茶經》的注譯和研究著作中,吳覺農主編的《茶經述評》無疑是《茶經》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陸羽生平和思想研究
陸羽作為世界上第一部茶書《茶經》的作者,被后世奉為茶神、茶仙,尊為茶圣,享有崇高的聲譽,理應得到重視和研究。關于陸羽研究的成果,基本集中在大陸。
史念書(朱自振)《全唐詩中的陸羽史料考述》(《中國農史》,1984年第1期),從《全唐詩》中鉤沉陸羽的行跡資料。
傅樹勤《茶神陸羽》(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年),則是最早的關于陸羽的傳著。
歐陽勛研究陸羽及其《茶經》30年,發表論文《“茶圣”陸羽》(《中國農史》,1983年第4期)等,出版專著《陸羽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顯示出深厚的積淀。
寇丹10多年來發表一系列關于陸羽及其《茶經》的研究論文,后來結集成《陸羽和〈茶經〉研究》(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一書。他關于陸羽形象、思想性格、理想的論述,關于陸羽“西江水”的闡釋等,別具慧眼,成一家之言。
丁文《茶魂》(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關于陸羽的評傳,分身世、游歷、隱居、友情、茶具、茶藝、品水、事業、結論共9章,末附“陸羽年譜”,頗具系統、實用。
周志剛《陸羽與懷素交往考》(《農業考古》,2000年第4期)、《陸羽與李季蘭交往考》(《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對陸羽與李冶、懷素交往的考論切實,而他的《陸羽年譜》(《農業考古》2003年第2期、第4期),援引史料,言必有據,是到目前為止關于陸羽生平年表、年譜最可靠的一種。
錢時霖《<陸文學自傳>真偽考辨》(《農業考古》,2000第2期)對《陸文學自傳》真偽的辨析,朱乃良《試析陸羽研究中幾個有異議的問題》(《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再談陸羽研究中幾個有異議的問題》(《農業考古》,2003年第2期)等系列論文對陸羽研究中一些有爭議問題的考辨,王郁風《陸羽的一樁茶事冤案》(《農業考古》,1995年第4期)、羅家慶《再說<毀茶論>和品水之疑》(《農業考古》,1995年第4期)對陸羽《毀茶論》的質疑,呂維新《陸羽在江西的行跡考》(《農業考古》,1997年第2期)對陸羽在江西的行跡考察,都有獨立見解。
盡管陸羽的出生是個迷,生平有許多空白和疑團,性格、思想也復雜,但經過近30年的研究,陸羽的形象漸漸清晰、豐滿起來。
五、茶文化工具書編纂
(一)茶文化文獻資料的挖掘、整理和匯編
茶文化文獻資料的挖掘、整理和匯編,是中國茶文化學術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中國茶文化學科建設的應有之義。
《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
當代最早出版的是由陳祖椝、朱自振輯編的《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年),收入自唐至清的茶書58種和少量雜著、藝文。雖然僅40余萬字,但重要的茶書和資料基本收錄。
20世紀90年代初,吳覺農輯編《中國地方志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年),將南宋嘉年間至中華民國三十七年編撰的16個省、區的1226種省志和縣志中有關茶和山、水的歷史資料悉數收錄;朱自振輯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續輯(方志茶葉資料匯編)》(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收錄26個省市自治區的1080種方志中有關茶的資料。
《中國茶葉全書》
20世紀90年代末,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釋注點校的《中國茶葉全書》收錄現存茶書64種,其中輯佚7種,后附已佚存目茶書60種。加以點校和注釋,并附作者簡介,考定版本源流,具有較高的使用價值;陳彬藩主編的《中國茶文化經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是收集中國古代茶文化文獻資料最全面的資料匯編,為中國茶文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余悅總編的《中國茶葉藝文叢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目光關注當代茶文化資料,從收錄的茶事詩詞(古體)、散文、小說、歌曲和論文來看,雖非各類資料的“全編”,也頗有價值。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的《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年)收錄古代茶書114種,后附已佚存目茶書65種,是搜集中國古代茶書最多的一本匯編。匯編校注本對所收茶書重新予以標點,考定版本源流,并附以作者簡介、書的簡評、注釋和校記,是一部既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又方便實用的中國古代茶書總匯。
此外,王河對古典茶葉文獻的搜集、整理、輯校,方健對中國古代茶書的搜集、整理、校正,也都取得一定的成績。
(二)辭典及其它
《中國茶葉大辭典》
陳宗懋主編的《中國茶葉大辭典》(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1年),其中也有相當部分茶文化的內容;朱世英、王鎮恒、詹羅九主編的《中國茶文化大辭典》(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2年),全書144萬字,收入詞條近萬,是一部全面宏富的中國茶文化辭典。
陳宗懋主編的《中國茶經》(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王鎮恒、王廣智主編的《中國名茶志》(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年),它們雖然是茶學著作,但其中也有部分茶葉歷史文化資料。
中華茶人聯誼會編輯的《中國茶葉五千年》雖說是一部編年體茶史著作,但也可視之為茶史資料集,該書收錄的近現代中國茶葉科技、經濟、文化、教育、對外交流等資料,極具參考價值。
六、其它方面研究
(一)茶與儒道釋研究
茶與儒道釋的關系是茶文化研究中所不可回避的,賴功歐的《茶哲睿智》(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及相關論文如《論中國文人茶與儒釋道合一的內在關聯》(《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宗教精神與中國茶文化的形成》(《農業考古》,2000年第4期)對中國茶文化與儒道釋的關系作了全面深入研究;丁文的《茶乘》(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對茶與儒釋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而余悅在《中國茶韻》、陳文華在《長江流域茶文化》的部分章節里也對茶道及茶文化與儒道釋的關系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在茶文化與儒道釋的研究中,茶與佛教是熱門。圍繞著茶與佛教,特別是茶與禪的關系發表了大量的論文,但大多數是不著邊際、隔靴搔癢、自言自語之作。這其中以樓宇烈《茶禪一味道平常——趙州大師“吃茶去”公案的現代闡釋》(《中國禪學》第三卷,中華書局,2004年)對從諗禪師“吃茶去”及茶禪一味的闡釋比較客觀。沈柏村《飲茶與禪修》(《閩南佛學》,2000年第2期)區分了禪定飲茶與禪宗飲茶,頗有見地。其它如余悅《禪悅之風—-佛教茶俗幾個問題考辨》(《農業考古》,1997年第4期)、《禪林法語山智慧境界——“禪茶一味”與禪茶表演闡釋》(《農業考古》,2001年第4期)、《“茶禪一味”的三重境界》(《農業考古》,2004年第2期),賴功歐《茶道與禪宗的“平常心”》(《農業考古》,2003年第2期)、丁文《論“茶禪一味”》(《農業考古》,1997年第4期)、吳立民《中國的茶禪文化與中國佛教的茶道》(《法音》,2000年第9期)、陳云君《簡論“吃茶去”與“茶禪一味”》(《農業考古》,2001年第4期)、寇丹《茶中的美與禪》(《農業考古》,2004年第4期)等,對茶禪關系都有獨到的理解和體會。
實際上,儒家、道家對中國茶文化的影響遠大于佛教,遺憾的是關于茶與儒家、道家的研究論文屈指可數。東君(滕軍)的《茶與仙藥——論茶之飲料至精神文化的演變過程》(《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揭示了道教在茶從飲料向精神文化發展中的作用。王平的《談中國茶文化中之道緣》(《道教教義的現代闡釋——道教思想與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闡明中國茶文化的內核與道教因緣難解。丁以壽的《中華茶道的形成與道家》(《2006第九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胡長春的《道教與中國茶文化》(《農業考古》,2006年第5期),闡明道家(含道教)對中國茶文化的影響最深、最大。對茶與儒家的專題研究,僅有王澤農《中華茶文化——先秦儒學思想的淵源》(《農業考古》,1996年第4期)、賴功歐《儒家茶文化思想及其精神》(《農業考古》,1999年第2期)和《“中和”及儒家茶文化的化民成俗之道》(《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等數篇。
(二)茶文學與藝術研究
茶文學與藝術是中國茶文化的載體,也是中國茶文化的主體內容。這其中以茶詩的數量龐大,對此而進行的注解賞析和研究也最多。
錢時霖對中國古代茶詩有比較系統、全面的研究,除出版《中國古代茶詩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外,還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如《體裁多樣的中國茶詩》(《農業考古》,2000年第4期)等。
莊昭《茶詩三百首》(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年)、蔡鎮楚和施兆鵬《中國名家茶詩》(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年)、李莫森《詠茶詩詞曲賦鑒賞》(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對中國古代茶詩的注釋,方健《竹枝詞中的茶文化》(《農業考古》,1999年第2期、1999年第4期、2000年第2期、200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2001年第4期、2002年第2期)對竹枝詞中茶詩的發掘和注析,賴功歐《論乾隆茶詩的儒、釋、道理趣與藝術格調》(《農業考古》,2001年第2期)對乾隆茶詩的評析,馬舒《漫話元代張可久的茶曲》(《農業考古》,1991年第4期)對張可久茶曲的賞析,李新玲“夜讀唐代茶詩札記”系列(《農業考古》,2004年第4期、2005年第2期、2006年第第2期、2006年第第5期),都有一定的新見。
余悅《中國茶詩的總體走向》(《農業考古》,2005年第2期),對中國茶詩發展的基本脈絡、中國茶詩特色、中國茶詩功用作了總體的概述,施由明《感悟中國文人—--中國茶詩詞略論》(《農業考古》,2004年第4期)從中國茶詩詞中挖掘出中國文人的“溫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和避世心態及審美情趣,揚之水《兩宋茶詩與茶事》(《文學遺產》,2003年第2期)在《全宋詩》與《全宋詞》的范圍內檢視宋代的分茶、斗茶以及點茶與點湯,呂維新《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與詩歌文學的繁榮》(《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顧風《我國中晚唐詩人對于茶文化的貢獻》(《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闡述唐代茶詩對茶文化形成的貢獻,劉學忠《茶與詩——文人生活對藝術的滲透》(《文學遺產》,1996年第2期)闡述了茶文化對詩歌的影響,趙睿才、張忠綱《中晚唐茶、詩關系發微》(《文學研究》,2003年第4期)闡述茶的“清新”與中晚唐詩歌的“變新”的關系,認為茶文化促使中晚唐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為主要特征的審美趣味。
小說中的茶文化也受到很大關注,尤其是《紅樓夢》。胡文彬《茶香四溢滿紅樓——〈紅樓夢〉與中國茶文化》(《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4期)是一篇系統、全面、深刻地論述《紅樓夢》中茶文化的力作,此外尚有凱亞《論曹雪芹筆下的閨閣茶文化》(《農業考古》,1994年第4期)、桂遇秋《〈紅樓夢〉中的茶文化》(《農業考古》,1994年第4期)等;林長華《〈水滸傳〉中茶趣濃》(《農業考古》,1994年第4期)、胡長春《〈鏡花緣〉里的茶文化》(《農業考古》,2001年第2期)、林長華《〈儒林外史〉茶味濃》(《農業考古》,2001年第2期)、桂遇秋《〈金瓶梅〉中的茶文化》(《農業考古》,2001年第2期、2001年第4期),則論述了古典小說名著中的茶文化。
茶藝術也是茶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于良子《翰墨茗香》(浙江攝影出版社,2003年)對中國古代的茶事書畫篆刻作了系統的研究,王書耕《茶文化的形象語言—--歷代茶圖賞析》(《農業考古》,1993年第4期)、候軍《品茶讀畫》(《農業考古》,1997年第2期、1997年第4期、1998年第2期、1998年第4期、1999年第2期、1999年第4期)對中國歷代茶畫進行賞析,馮英《茶文化與詩書畫》(《農業考古》,1996年第4期)論述中華茶文化的發展與詩書畫的關系,胡丹《茶畫》(《農業考古》,1994年第4期)論證了茶畫是展示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窗口。
桂遇秋《黃梅戲中的茶戲》(《農業考古》,1995年第4期)、廖軍《無茶不成戲—略談茶與贛南采茶戲及其藝術特點》(《農業考古》,1996年第2期)、余炳賢《漫談楚劇與茶---兼議楚劇誕生于茶》(《農業考古》,1997年第2期)、余炳賢《試論茶與漢劇、京劇、曲藝的淵源關系》(《農業考古》,2001年第4期)、馮祖祥等《湖北流行戲劇中的茶文化》(《農業考古》,2001年第4期)論述了茶與京劇、黃梅戲、漢劇、楚劇、采茶戲以及曲藝的淵源關系。周志剛《茶香流曲溢蘭馨》(《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對“閑情聽茶”系列音樂進行賞析,李林浩、孫效祖《茶文化中的歌曲藝術》(《農業考古》,1991年第4期)論述了茶文化中的歌曲藝術。
(三)茶俗研究
中國的茶俗異彩紛呈,茶俗與茶藝一樣,是構成茶文化的重要基礎。余悅對茶俗關注較早,不僅在《江西茶俗的民生顯象和特質》(《農業考古》1996,4;1997,2;1998,2)系列論文中淋漓盡致地對江西的茶俗進行了解析,而且在《問俗》(浙江攝影出版社1996)、《中國茶韻》、《事茶淳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書中也對中國茶俗作了深入研究。姚國坤、朱紅纓的《飲茶習俗》(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也對中國各地茶俗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此外,吳尚平《淺論中國茶俗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農業考古》,1996年第2期)論述茶俗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胡長春《中國古代婚俗中的茶禮》(《農業考古》,1996年第2期)研究了中國古代婚俗中的茶禮俗,林更生《中國南部山區的茶俗》(《農業考古》,2000年第4期)、《客家的茶文化》(《農業考古》,1995年第4期)、《客家土樓與客家茶文化》(《農業考古》,1996年第2期)對中國南部山區的茶俗以及客家茶文化進行了研究,薛翹、劉勁峰《客家擂茶源流考》(《農業考古》,1994年第4期)對客家擂茶源流進行考察,龔發達《土家茶文化》(《農業考古》,2000年第4期)對土家族茶文化進行考察,蘇芳華、魏謀城《云南民族飲茶方式》(《農業考古》,1995年第4期)對云南少數民族飲茶習俗進行了考察。
(四)茶具研究
中國茶具是構成中國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姚國坤、胡小軍的《中國古代茶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王建平的《茶具清雅》(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對中國茶具的歷史和發展作了梳理;寇丹的《鑒壺》(浙江攝影出版社,1996年)、宋伯胤的《茶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胡小軍的《茶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吳光榮《茶具珍賞》(浙江攝影出版社,2004年)對紫砂壺及各式茶具進行了鑒賞和研究。
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唐代茶具轟動一時,梁子《法門寺出土唐代宮廷茶器巡札》(《農業考古》,1992年第2期)、韓金科《法門寺唐代茶具與中國茶文化》(《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對此作了介紹。河北宣化下八里遼墓壁畫中的茶事圖也很引人注目,鄭紹宗《河北宣化遼墓壁畫茶道圖的研究》(《農業考古》,1994年第2期)、劉海文《試述河北宣化下八里遼代壁畫墓中的茶道圖及茶具》(《農業考古》,1996年第2期)、周新華《宣化遼墓壁畫所見之茶具考》(《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對此作了研究。
此外,關劍平《茶筅的起源》(《農業考古》,1997年第4期)、周志剛《紫砂器對中國茶文化的影響與貢獻》(《農業考古》,1999年第2期)、蔡乃武《一件越窯青瓷茶鍑的考證及商榷》(《農業考古》,1999年第2期)等都有新見。
(五)茶館研究
茶館是中華茶文化中的一道風景。劉學忠的《中國古代茶館考論》(《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5期)、吳旭霞的《茶館閑情》(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連振娟的《中國茶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徐傳宏和駱芃芃《中國茶館》(山東科技出版社,2002年)、徐傳宏和劉修明的《雅室品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劉清榮《中國茶館的流變與未來走向》(《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對中國茶館歷史演變、現狀、未來和各地茶館作了介紹。
蔡泉寶《江南的茶館文化》(《農業考古》,1991年第2期)、陳香白和陳再粦《論“茶館文化”》(《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劉清榮《區域文化中的茶館述論》(《農業考古》,2006年第5期)、沈冬梅《茶館社會文化功能的歷史與未來》(《農業考古》,2006年第5期)對茶館的文化進行了研究。
周文棠《茶館》(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特色茶樓裝修》(林安君《現代雅韻古典色香——談茶藝館裝飾設計、藝術布置》(《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關注現代茶館的空間設計和藝術布置以及經營管理。
近30年來的中國茶文化研究有了重要的進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也還存在不少的問題。誠如余悅所論,在當前的茶文化研究中,“一是學術的空白點仍很多,有些歷史遺留的問題未能解惑,有些熱點問題也沒解決”,“二是有學術創見,有學術突破的論文不多”,“三是治學態度浮躁,急功近利的問題帶有普遍性”,[1]可謂一針見血,切中時弊。這些問題,有待今后的逐步解決,從而使中國茶文化研究邁上一個新臺階。
(責任編輯:八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