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在古代不僅具有公務活動的憑信作用，還表示某種組織或個人的權力使用，是組織機構的權力象征物。尤其是璽印代表家主權的行使。一方面用來傳達政令、實施策令，另一力方面用來顯示國家權力所在，是權力行使的標志。印章的取舍用藏，與國家朝政嬗變以及個人權力得失關系密切，下面就此談些看法。

　　印章在古代具有表示某種組織權力的象征意義

　　印章中的璽印，在古代是一種對外行使職權的國之信器，是國家統治權力的一種顯示物。印章的興替變化反映著朝政命運的變化。亡國者要呈繳印章，立國者開鑄新印，這已成為歷史更替演進的晴雨表。魏晉時期，蜀國傾覆，劉禪派人請降，首先送去國之印章，“奉赍印綬”，把印章綬帶送給晉將鄧艾，行動上算是“敬輸忠誠”。印章成了表示歸順的重要見證物。吳國孫皓請降，也是派人送去印章，“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把印章等物送給晉將王，表示俯首歸降。可見印章的變遷猶如國鼎遷移，印章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有時印章的移交，就是權力移交，或者是內部權力交接。孫策割據江東，稱雄一時，不料遭人暗算，他病危時“呼(孫)權佩以印綬”把印綬親手傳遞給弟弟孫權，算是選定的掌印人，孫權接印繼續開疆拓土，終于建立吳國。劉邦爭奪天下時，一度想用制發印綬的手段攏絡地方豪杰，酈食其建議“復立六國后世。”如何復立，就是用受封佩印的形式給予確認。后經張良反駁，這不利于漢朝大一統格局的形成，雖然一時讓豪杰“向風慕義，戴陛下之德”，產生激勵效應，但是日久會形成分割利益，到時候就難以收回印綬。于是劉邦趕緊銷印，取消了分割領屬的計劃。古代朝廷有時還用賜印或敕文，寬慰那些邊陲地區的少數民族首領。明代一些君主，對待邊疆首領賜印發文給予獎勵，“諸蕃有保塞功，則授敕印封之”，這樣做有利于安定邊關，印章發揮著某種信譽尺度的作用，維護著遠近禮尚關系，獎勉取信。

　　另外，印章與個人權力得失關系甚大，官級大小與蓋印憑證有區別。在元代，一品至五品官為宣授，六品至七品官為敕牒，這就是說五品以上的官員任命蓋印用皇上玉璽，六品以下的官員任命，則由中書省蓋印下文。“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中書省可任命一般官員。在明代，“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誥命，六品至九品敕命”誥命當屬皇上任命官員，蓋璽印，官級比較高。這說明用印是按官級區別使用的，與賦予權力大小有關系。

　　印章在信息溝通中有一定的行政約束力

　　公務文書因有印章標記而產生法定效力，尤其是下行文，受文者要極力保證信息貫通與目標執行。在遠距離傳達策令時，誰握有印章，誰就可以利用印文督人事，因為印文具有行政約束力。歷史上曾有印章被人利用的事情，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變化。唐代有支部隊在前線作戰，被契丹軍撿到一枚軍印，“契丹得軍印”，制作假情報，迷惑了唐軍。唐軍總管收到諜文，率軍“晝夜兼行，不逞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于中道邀之，全軍皆沒。”這說明印章在軍務信息中具有無可爭辯的信從力，受文者得之，一時驗證核對不出來，遭到打擊也是信息誤導的結果。有時印章在危急關頭可以用來號令三軍，約束行動。五代時，后唐派遣的懲蜀大軍在四川突然發生嘩變，軍情危急，李松急忙用別的印章冒名，“夜以黃書作詔書，倒用都統印”，使士兵見到印文憑信，才驟然止亂。當時蓋印幸虧未被士兵們看破，“都統印”冒充璽印，用倒蓋法產生模糊標記，瞞住士兵耳目，還真以為有詔書傳到，產生認知錯覺。可見士兵們對印章還是信從的，在千鈞一發之時約束住變亂士兵的行動，說明印章在書面議事與指揮效能方面有重要的取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