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紅山文化動物形和人形玉器的形態(tài)特征
紅山文化玉器自20世紀70年代被考古工作者正式發(fā)掘以來，蜚聲海內外，引起了諸多領域學者的廣泛關注。由于紅山文化玉器造型種類多樣，某些造型奇異怪誕，使其創(chuàng)型理念及使用功能不易明了，因而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之一。
從目前出土的紅山文化玉器來看，除了勾云形佩、筒形器、璧形器、連璧及環(huán)等幾何形玉器，還有很多動物形和人形玉器。按其造型題材，可細分為具象肖生動物形器、抽象變形動物形器和人形器三類。
（一）具象肖生動物形玉器
具象肖生動物形玉器主要有鳥、鴞、鱉、龜、魚、鷹等，基本如實模仿動物本體的形態(tài)，惟妙惟肖。
鳥一般作站立狀，雙翅向下直垂，翅膀上光素或琢磨較淺的豎凹溝，腹部在前，背部鉆有一至三對牛鼻式穿孔。
鴞，即俗稱的貓頭鷹，對其特征刻劃細致，頭部凸起，雙耳上豎，雙眼在前面，有的作斂翅靜止狀，有的作展翅飛翔狀，翅膀及尾部都清楚地陰刻羽毛痕跡。背部鉆有牛鼻式穿孔。
鱉的背殼部光素無紋，頭部微伸，四足匍伏，有短胖和瘦長兩種體型。短胖型在頸下鉆一對牛鼻式穿孔；瘦長型在腹部挖橋式穿孔。
龜?shù)谋巢靠逃旋敿准y，背腹之間有貫通孔。
在牛河梁第十六地點M4出土的玉鷹，長達19.5厘米，淡青色玉，表面有鈣化斑，片狀，雕臥姿鷹形，曲頸回首，圓眼鉤喙，高冠疣鼻，翅羽上揚，尾羽下垂，羽毛以陰線刻劃，頸、背之間鏤空，背面有四對橫向牛鼻式穿孔。
此外，還有魚、蟬等肖生形玉器。
（二）抽象變形動物形玉器
抽象變形動物形玉器則包括C形豬龍、玦形豬龍、丫形豬龍、雙龍首璜形器、雙豬首三孔器、帶齒獸面形器、獸面器等，它們多是對紅山先民所崇拜的神化動物的各種變形處理。
各種形式的玉豬龍是紅山文化的典型玉器之一勞永逸 。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龍，采用墨綠色的岫巖玉制成，高26厘米。龍身蜷曲呈C形，頭部向下伸探、尾部回收有力，鬣部后飄，流暢自然，富有動感，形態(tài)瀟灑。在細部刻劃上，頭部為豬首特征，陰刻梭形長眼，吻部前伸，前端平齊并有兩個桯鉆痕跡表示鼻孔，頸脊部披一道長鬣，更具神象，鼻；額及顎下陰刻斜網(wǎng)格紋；鬣部沿輪廓走勢磨出寬緩的淺凹槽，邊緣磨成鈍刃形。背部中段有一小孔，可系繩佩掛。
玦形玉豬龍，它的頭部似豬首，大耳上豎，大眼闊口，面部以陰刻線表現(xiàn)出褶皺和獠牙，圓條形軀體蜷曲，有的首尾斷開如玦形；有的首尾相連，其間以一切口相隔。
丫形玉豬龍，為扁平長條形，頭上兩只上豎的大耳如“丫”字，面部陰刻大眼闊嘴，是玉豬龍頭部的平面表現(xiàn)形式。
牛河梁第二地點Z1第二十號墓出土的玉獸面，與丫形玉豬龍的上部相似，也是玉豬龍的一種平面表現(xiàn)形式。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帶齒獸面紋玉佩，長達28.5厘米，是迄今所知的紅山文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深綠色玉，造型奇異，琢磨精細。器體為橫視的扁平長條形，所雕的動物面部形象被上下壓縮成扁狀，而左右橫向夸張拉長，中心部位鏤空圓孔式雙眼和彎弧形雙眉，底邊雕刻成一排尖利的牙齒，表面隨器形及鏤空的紋路走勢琢磨相應的淺凹槽。它的圓眼似鳥類，而尖牙似獸類，有人認為其兩側鏤空的附飾是側視的龍首，這些特征說明它不是寫實性的肖生造型玉器，而是通過想象和夸張，將幾類動物的特征集于一身。
此外，還有雙龍首玉璜、雙豬首三孔器等以抽象變形動物題材作為裝飾的玉器。
（三）人形玉器
人形玉器目前僅在牛河梁遺址第十六地點出土一例。2002年9月，在牛河梁遺址第十六地點M4出土的人形玉器，出土于左側盆骨外側，黃綠色玉，剖面近三角形。玉人高18.5厘米，頭部方圓，五官清楚，雙臂曲肘，雙手立于胸前，雙腿并足而立，呈站立祈禱狀，臍下部位凸鼓，顯示男性特征。在頸的兩側及后面對鉆三通孔，可穿繩系掛。
在國內外的公私收藏中尚有一批人形玉器被認為是紅山文化的作品。
綜觀紅山文化的動物形玉器，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器體基本上都有穿孔，有的是兩面對鉆的貫通孔，有的是在背面鉆上成對的牛鼻式穿孔，可見這些玉器的使用方式是系繩佩掛或用線縫綴于衣物上。
二、紅山文化動物形和人形玉器的考古背景
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在遼西一帶修建錦承鐵路時，就陸續(xù)出土過一些玉器并流散于民間，當時日本人曾高價收買這些玉器，現(xiàn)在海外一些大博物館中收藏的紅山玉器大多是那時流落出去的。雖然紅山文化玉器一直不斷地都有零星出土，但并未得到人們的正確認識，都把它們當作商周時期的遺物。對紅山文化玉器的確認和研究是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隨著1971年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龍的發(fā)現(xiàn)及1973年阜新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fā)現(xiàn)而開始的，并由于喀左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和建平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科學發(fā)掘而獲得重大進展。
1971年，內蒙古翁牛特旗文化館征集到一件高達26厘米的墨綠色C形玉龍，經(jīng)調查，是農民在三星他拉村的北山坡上耕地時挖出來的。1973年，阜新市文物站收集至玉勾云形佩、玉鳥、玉龜?shù)扔衿鳎@批玉器是在阜新縣胡頭溝村河邊斷崖處被洪水沖出的一座古棺墓中出土的，經(jīng)考古工作者清理發(fā)掘，這里除了有紅山文化遺物，還有春秋時期的青銅短劍墓，遂將這批玉器的年代暫定于西周至春秋之間。1979年，在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頂又發(fā)現(xiàn)了三座石棺墓，出土了勾云形佩、璧形器、環(huán)、鳥等11件玉器，因出土玉器的墓中沒有同出陶器，其年代一時難以確定。雖然如此，考古工作者發(fā)現(xiàn)這三外地點有一共同特點，就是它們都在紅山文化分布區(qū)內，其附近都有紅山文化的遺址或遺物，并且這些玉器在造型與制作工藝上與商周玉器有較大差別，更具有原始簡樸的風格，時代應早于商周。
基于上述認識，于1981年杭州召開的中國考古學第三次年會上，遼寧考古專家孫守道、郭大順位二位先生大膽推斷：“這批玉器應屬于紅山文化遺物”。指出“西遼河流域多年來出土的這類玉器，包括龍形玉和各種鳥獸形玉在內，既非屬于商周，也非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而應是紅山文化的遺物”，并提出了玉器與文明起源的關系以及“玉兵時代”等課題，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而此前在認識上不明確的三星他拉、胡頭溝、三官甸子等地點出土的玉器也都按照紅山文化的觀點發(fā)表了報告。
1979—1982年，在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一處石砌大型建筑基址，同時伴隨出土兩具小型裸體孕婦陶塑像和一件雙龍首璜形玉飾。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是一處原始宗教祭祀遺址，出土的孕婦陶塑像和雙龍首璜形玉器均與祭祀有關。
1984年，在紅山文化的中心地區(qū)牛河梁遺址發(fā)現(xiàn)了“女神廟”和“積石冢群”。 “女神廟”由一個南北狹長的多室建筑和其南方的一個單室建筑組成，其中出土了分屬六具大小不同個體的頭、肩、臂、乳房、手等女性塑像殘塊，還有動物塑像殘塊、大型鏤孔祭祀用器殘塊和彩繪墻壁面等建筑構件殘塊，說明這里是一個供奉“女神”的宗教性遺址。
圍繞在“女神廟”周圍的是積石冢。積石冢是以大石塊壘砌成方形或圓形的臺基，在臺基上分布著數(shù)量、規(guī)格不同的石棺墓。這些石棺墓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主要隨葬玉器，極少或基本不隨葬陶器和石器，隨葬玉器的器型種類和數(shù)量也是視墓葬的等級高低而有所差別。
在墓葬或居住址中出土的紅山文化動物形玉器，有些出土時具體位置已受到擾亂，但尚有一些保存完好，可以為我們研究它們的功能提供有力的證據(jù)。牛河梁第二地點Z1 M4隨葬的二件玉玦形豬龍，出土時并排倒置于墓主的胸上，說明這兩件玉器使用時是佩掛于胸前的，是在當時極受重視的東西。牛河梁第五地點一號冢中心大墓（M1）出土的兩件玉龜被握于死者的雙手中，說明它們對于死者更是具有特別意義。在牛河梁第十六地點M4出土的玉人，位于墓主左側盆骨的外側，是系掛腰間的；玉鷹，枕于頭骨下。這幾座墓都是等級較高的大墓，墓主人身份較高，而受到他們重視的玉器自然真有重要的功能。從東山嘴、牛河梁等紅山文化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的規(guī)模以及玉斂葬的情況，可以看出，紅山文化后期原始宗教相當發(fā)達，而其中出土的玉器與原始宗教密切相關。
一般來說，在任何時期，制作一件東西都是為了使用。不論是實用品還是藝術品，其造型與形式的設計及制作，都是從它的實際功能出發(fā)，而這種功能又取決于它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在史前時期，原始宗教信仰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為宗教目的而舉行的巫術祭祀儀式是當時最重要的社會活動，而史前藝術品產(chǎn)生的最根本動力就在于配合這種祭祀儀式的需求。因此，史前藝術品的形式和功能都是受制于和服從于當時的原始宗教觀念的，紅山文化玉器也是如此。要探討紅山文化動物形玉器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使用功能，應該將其置于它們所處的文化背景下來進行考察。
三、紅山文化動物形和人形玉器的文化背景
遠在舊石器時代，原始先民因為一些無法理解的自然現(xiàn)象和無法戰(zhàn)勝的自然災害，產(chǎn)生了萬物有靈的觀念，并希望通過與超自然力量—神靈的溝通而達到影響和控制自然界的目的，這就是巫術。薩滿教是一種以巫術為主要形式的原始宗教形態(tài)，它產(chǎn)生于母系氏族社會，普遍存在于東北亞的廣大地域，更重要的是“至今還保留著它明顯的印記”。它延續(xù)時間悠久，直至近世，在我國的滿、鄂倫春、鄂溫克、錫伯、赫哲、蒙古、達斡爾、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裕固、朝鮮等少數(shù)民族中仍保留著薩滿教信仰或薩滿教遺跡，甚至舉行薩滿族祭活動。
研究薩滿教的學者認為，東山嘴、牛河梁遺址的發(fā)現(xiàn)，可以清晰印證北方原始薩滿教文化發(fā)展的軌跡，“對北方薩滿教文化史的比較研究，從祭祀內涵、祭祀神祗形態(tài)以及所涉及到的薩滿教原始文化圈波及帶、地緣關系等，都是極難得的實物例證。”“目前我國考古學界，特別是北方考古學界，已經(jīng)的薩滿教作為文化源頭來進行理論思考，并以薩滿教為參照對考古中的信仰遺物進行意義分析。”
本文即是基于上述認識，借鑒薩滿教研究的成果及民族學中有關薩滿教的資料，通過考古學和民族學資料的結合，將紅山文化玉器置于薩滿教的文化背景中，對積石冢石棺墓中出土的紅山文化動物形玉器進行考察，理解和闡釋其創(chuàng)型理念及使用功能。
作為一種原始氏族宗教形態(tài)，薩滿教因其固有的因襲性、凝滯性等特質，使其諸多的原始觀念、祭祀禮儀和原始文化形式，通過其特殊的傳承方式得以承襲下來，并世代存續(xù)。因此，薩滿教被視為北方原始文化的母源和載體，成為人文學者研究原始文化的重要對象和途徑之一。
“萬物有靈”論是原始宗教的核心觀念，薩滿教具有原始宗教的基本特征，認為“萬物有靈”。薩滿行神事主要依靠昏迷術（又稱迷癡行為）。薩滿能夠施行昏迷術，一方面是薩滿本身具有一些常人不具備的敏知特質，并通過前任薩滿的教授、本人的多年苦煉和修身，成就了一套感應、致幻的神秘功法；另一方面，為了盡快進入昏迷狀態(tài)，還需要一些外部條件和環(huán)境，如穿神服、戴神帽、敲神鼓、佩帶神偶和鐘、鈴、彩帶等佩物。各種鳥類造型和蛙、龜、蜥蜴、蟾蜍等動物是薩滿的助手神靈，是普遍見于薩滿神服和神器上的飾物。
薩滿神器、神物的具體形式及其制作材質因時代、民族與薩滿等級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生產(chǎn)力不發(fā)達的史前時代，多采用自然界存在的石、玉、骨、木、皮革、翎毛等材料，而近世常見的則是布料和金屬人工制品。在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代，人們逐漸把玉從普通的石材中分離出來，并在加工方式上施以拋光等高級技藝，賦予它莊嚴的思想內涵，認為它是宇宙萬物之精華，是可以溝通人神的“靈物”、“神物”，成為從事原始宗教活動時與神溝通的最高品位的物質媒介，在社會生活中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當今學者將新石器時代晚期稱作“玉器時代”即緣于此。進入金屬時代以后，玉器的地位受到青銅禮器的沖擊而退居其次，并逐漸喪失了在宗教領域的特殊功能。因此，紅山文化石棺墓中的玉器作為薩滿神器、神物，就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chǎn)生的。
四、紅山文化動物形和人形玉器的功能
紅山文化積石冢石棺墓是薩滿的墓葬，其中隨葬的玉器，絕大部分上面有一、二個小孔或一至數(shù)對牛鼻穿孔，可以縫綴于織物上作為裝飾物或直接穿繩佩掛，出土時置于身體的胸、腹、腕、頭部或握于手中，因此，它們應是薩滿神服上的飾物或神器，是薩滿生時行神事時的助神或工具，死后隨之入葬，這是紅山文化玉器的基本屬性。下面試對動物形和人形玉器的造型理念及其使用功能加以分析。
（一）具體肖生動物形玉器
薩滿教認為“宇宙萬物都有魂魄靈氣”，“大物有大靈，小物有小靈”，自然界的風、雷、雨、雪、動物、植物都是神靈，并各司不同的職責。鳥是信息神，承擔在人與神之間傳遞信息的重任，薩滿神服上裝飾諸多造型的鳥，具有傳達信息的象征意義；龜、鱉、蜥蜴、蛙、蟬、魚、樹、草、花卉等都被稱為百靈助神、小靈助神或地靈助神。薩滿將這些助靈的形象制成標本、刻成模型或繪于皮、布上，縫綴于神服上，便象征著這些地靈助神的魂魄伴隨在他身邊并受他的驅策，幫助他完成他的職責。
在紅山文化玉器中，所有的肖生動物玉器均有牛鼻式穿孔或貫通孔，可以縫綴在衣物上。它們應該就是縫在薩滿神服上的信息神和地靈助神。
（二）抽象變形動物形玉器
玦形玉豬龍的頭似豬，而身體似蛇或通常所說的龍，不是現(xiàn)實世界生存的動物，應是集合了現(xiàn)實中的豬、蛇等多種動物的特征并經(jīng)過抽象變形而產(chǎn)生的一種造型，也許是薩滿在昏迷狀態(tài)下幻覺的靈物助神。在軀體的背部有一小孔，可以穿繩系掛。在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冢四號墓中出土了二件玉豬龍，并列置于墓主人的胸部，可能是佩掛于薩滿的頸上或綴于神服上的，其功能應是在薩滿行神事時佩帶，以協(xié)助其與神溝通。 “C”形玉豬龍、丫形玉豬龍等幾種其它形式的玉豬龍，它們的功能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帶齒獸面形玉佩的造型復雜怪異，學界對它的研究和爭議也較多，有勾云形玉佩的前身、勾云形玉佩的完全式造型、雙鳥相背式、原始形態(tài)或抽象化的饕餮紋等種種推測。筆者認為，帶齒獸面形玉佩雖然在形式上與勾云形玉佩一樣，都在表面琢磨與器形及鏤空的紋路走勢相應的淺凹槽，但它們在創(chuàng)型理念上有所有同，在考古類型學和地層學上也找不到它們具有發(fā)展演變關系的證據(jù)。玉勾云形佩屬于幾何造型，其創(chuàng)型母源是來自于薩滿在昏迷狀態(tài)下“轉迷溜”的幻像，薩滿把他的幻像繪記下來，用玉雕刻成器，縫綴于神服上，用以引導薩滿更快地進入昏迷、升天狀態(tài)，與神溝通。它中央的旋渦代表靈魂升天時所見到的宇宙魂氣旋渦圖或是靈魂旋轉升天的線路圖，四角的彎勾則是浩大宇宙中的云朵，上面琢磨的寬緩淺凹溝代表流動的云氣 。而帶齒獸面形玉佩則屬于動物造型的玉器。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帶齒獸面紋玉佩，是迄今所知的紅山文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它的圓眼似鳥類，而尖牙似獸類，有人認為其兩側鏤空的附飾是側視的龍首 ，這些特征說明它不是寫實性的肖生造型玉器，而是通過想象和夸張，將幾類動物的特征集于一身，而且表面琢磨出象征薩滿靈魂升天時所幻覺的宇宙魂氣旋渦圖。其功能與東北亞地區(qū)史前巖畫中常見的面具類似，是一種助薩滿通神的靈物，呼喚薩滿的靈感，幫助他盡快進入與神交流的昏迷狀態(tài)。
（三）人形玉器
在牛河梁遺址第十六地點M4出土的人形玉器，呈站立祈禱狀，雙臂曲肘，雙手立于胸前，雙腿并足而立。在頸的兩側及后面對鉆三通孔，出土于左側盆骨外側，可能是穿繩系掛于腰際的。
薩滿（shaman）意為“知道”、“知曉”、“曉徹”，即最能通達、了解神意的人，能夠暢游于宇宙三界，溝通人、神。薩滿行神事主要依靠昏迷術（又稱迷癡行為），當進入迷癡狀態(tài)后，薩滿的靈魂升入天穹，與神交往。薩滿能夠施行昏迷術，首要的一點是薩滿本身具有一些常人不具備的敏知特質，還需要通過前任薩滿的教授、本人的多年苦煉和修身，成就一套感應、致幻的神秘功法。前任歷代薩滿對現(xiàn)任薩滿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們除了將其功力、神衣傳承給下任薩滿，還具有實用的神力，能夠在下任薩滿施行法事時給予引導和幫助，因此現(xiàn)作薩滿對薩滿譜系上的祖先都是極為尊崇的。在民族學中可見到保存的薩滿教傳承譜系及以前著名大薩滿的畫像。
根據(jù)民族學和薩滿教的資料，我們可以確定上述的紅山文化玉人是薩滿祖先的雕像，擁有它的墓主人是即任的薩滿，佩帶前代大薩滿的玉雕像，是希望大薩滿的靈魂能夠保佑和協(xié)助他進行神事。
五 小結
本文通過考古學與民族學資料的結合，將紅山文化動物形和人形玉器置于薩滿教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它們的創(chuàng)型理念與使用功能。
紅山文化玉器的創(chuàng)型理念是由薩滿進行神事活動的需要決定的，其功能均為薩滿的神器，在薩滿進行神事活動時，各自承擔不同的職責。
鳥、鴞、龜、魚、鷹等是現(xiàn)實生活中確實存在的動物，因能幫助薩滿與神溝通而被奉為神靈，都有幫助薩滿與溝通的能力，縫綴于薩滿神服上，象征其魂魄幫助薩滿進行神事活動。
帶齒獸面形器和各種形態(tài)的玉豬龍均不是寫實性的肖生造型玉器，而是通過想象和夸張，集幾類動物的特征于一身，其功能是助薩滿通神的靈物，呼喚薩滿的靈感，幫助他盡快進入與神交流的昏迷狀態(tài)。
玉人是薩滿祖先的雕像，擁有它的墓主人是即任的薩滿，佩帶前代大薩滿的玉雕像，是希望大薩滿的靈魂能夠保佑和協(xié)助他進行神事。
由于歷史的距離，我們對于原始人留下的文化遺產(chǎn)是難以完全正確地理解的，但是許多真正科學的結論最初總是由假設開始的，因此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詹姆斯·G·弗雷澤曾經(jīng)說過：“我想我大概還不至于愚蠢到這種地步，以至于會把我在這些難題上的結論看作是最終的結論。” 這也代表了我對自己上述研究的看法，以此作為結語，懇請諸位前輩、同行在寬容的同時，不吝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