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有資料來看，玉禮器的產生大致在距今6000-4000年之間。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玉器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從地域上看，集中出土在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黃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遺址中。當然，在其他地區的不同文化遺址中也有零星出土。
分布于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是我國東北地區極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其時代大體在距6000至4000年之間。紅山文化的遺物，有石器、玉器、陶器、蚌器、骨器等，其中尤以玉器最為突出。在各地發現的紅山文化墓葬中，我們常發現有玉器隨葬。以玉為葬，以玉為祭，是紅山文化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距今五千年前后由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時期各地諸文化遺存的一個共同時代特點。
在紅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除常見的珠、璜、璧一類佩飾外，成組的鳥獸形玉的出現是其一大特點。1971年，在內蒙古自治區三星他拉村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一件大型碧玉龍。龍體呈C字形，高26厘米。吻部前伸，向上彎曲，嘴緊閉。鼻端截平，上端邊起銳利的棱線，端面近橢圓形，有對稱的雙圓洞為鼻孔，具有豬首的特征。這件大型玉龍，是一整塊玉料的圓雕，細部運用浮雕、淺浮雕手法表現，通體琢磨，光潔圓潤。龍體伸曲剛勁有力，長鬣高揚，顯得極有生氣。此種形態的龍對后世影響很大，與商周玉龍，特別是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龍有所相似，堪稱殷商玉龍之鼻祖。無獨有偶，在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發現的一件獸形玉雕，頭很似豕，軀體彎曲如龍蛇，與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龍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遼寧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墓地，則出土有勾云型大玉佩、馬蹄型玉箍、玉鉞、玉璧、玉環、玉鳥、玉珠墜等。陶器中有無底筒形彩陶器。尤其是在另一墓旁采集到雙豬首三聯孔玉飾一件，形象逼真。據孫守道先生研究認為，龍首形象最初來源之一當與豬首有關，在牛河梁女神廟中便發現有泥塑的豬龍，或許正表明了龍與豬首的關系。龍及有關成組玉器的出現，象征著當時社會某種等級、權力觀念的存在，已具“禮”的雛形。從出土情況來看，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2號墓位于墓地的中心部位，為石棺墓，石棺講究，隨葬有勾紋玉飾、馬蹄形玉箍飾、玉鉞、玉環、竹節狀玉飾、玉鳥等，墓主人的地位非同一般。城子山發現的陶器，如無底彩陶筒形器、卷沿直腹大型無底甕等，并非是實用器，而是為祭祀而特意燒制的器皿。
喀左東山嘴紅山文化祭壇，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發現的比較重要的一處宗教遺址。祭壇的中心為方形基址，在基址南墻內側發現雙龍首璜形玉飾，淡綠色，長4厘米。璜形飾中部對穿一孔，兩端各作一龍首，吻向前伸，上唇翹，口微張，目作菱形框，身飾瓦溝紋樣。在方形基址東外側，發現鸮形綠松石飾，作展翅鸮形。用細線刻出鸮首及翅尾部的羽毛，鸮背有穿孔。鸮、龍雖然說是小型飾物，但它出現在祭壇中心，當與祭祀活動有關。另外在基址內還發現有獸形玉、勾云形玉佩和用途不明的“馬蹄形玉箍”等。馬蹄形玉箍飾形作筒狀，上粗下細，一般高約十米，平口一端兩側有對稱缺口或鉆有雙孔，斜口一端邊緣簿且銳。在已發現的十多件玉箍中，凡是出土位置明確者，多數置于頭骨上方。有人認為此物是腕飾，也有人認為是束發器，曲石先生則認為是部族首領頂戴以示身份的標志，或可稱之為冠。
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和積石冢中，也發現有大量的玉器。其中，二號積石冢的墓葬內出土有箍形玉器、勾云形玉飾、玉環、玉壁等有代表性的器物。特別是M4豬龍形玉飾更為引人注目。皆作獸首形，大耳，吻部前凸，口略張開，體蜷曲如環，環孔和背上小孔均為對穿。整體扁圓、厚重、光潔，體現了紅山人獨特的玉器制作水平。
從上述出土的玉器中，我們不難看到，紅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有相當一部分與原始宗教有關。至少有一部分我們可以確定為具備了禮器的性質，有的可能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人們所佩帶的裝飾品，同時也是人們從事宗教活動和禮制化的產物。如玉璧是裝飾品，但也是祭天的禮器；多處遺址中出土的玉鉞，作為隨葬品是墓主人權威身份的象征，但是在祭祀禮儀中，它便成了巫師手中的法器。發現的玉龜、玉鸮、獸形玉和龍形玉，都是當時人們信奉的靈物。而且，尤為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這些玉器的制作已規范化。諸如獸形玉，在近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分布面上出土的十余件獸形玉，除個別有線條增減外，從總體形象到細部處理，竟是驚人的一致。其中7件為大型，高均在14?/FONT>15厘米之間；小型的3件，高為7?/FONT>7.5厘米,恰似大型玉的一半。造型復雜的勾云型玉佩，其基本形態也一致。這說明這類玉器的制作不是隨意為之，而是遵守著嚴格的的規則，受著一定觀念形態的制約。因此，我們將包括玉鉞、獸形玉、龍、勾云形玉佩、馬蹄形玉箍飾在內的紅山文化玉器視為早期的玉禮器。
長江下游太湖地區的玉器，在其早期的河姆渡、馬家浜和松澤文化中都有出土。其種類以璜、管、玦、鐲、珠、墜等裝飾玉為主。然而，到了良渚文化時期，玉器的數量驟然增加，而且多成組的出現。玉器種類有璧、琮、鉞、斧、鉞冠飾、鉞端飾、杖首、冠狀飾、三叉形飾、半圓形冠飾、椎形飾、柱狀飾、鐲、璜、瑗、錐、笄、臂飾、獸面飾、靴形器、帶鉤、紡輪、蟬、鳥、龜、管、珠、墜以及各種形式的小玉片等幾十個品種?；旧峡筛爬槿箢悾杭炊Y器、佩帶飾物和鑲嵌飾物。其中以大型的玉琮、玉璧、玉鉞、冠狀飾等禮器最為引人注目。應當說，太湖地區良渚文化與其他地區同時期的文化相比較，玉器的出土數量之大、品種之多、雕刻工藝之精湛，是首屈一指的。特別是近年來在上海的青浦福泉山、江蘇武進寺墩、浙江余杭反山、瑤山良渚文化墓葬中，都有大批精美的玉器出土。以反山墓地和瑤山祭壇為例：在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數量最多，占全部隨葬品的90%以上。以單件計算多達三千二百余件。玉器的品種有璧、環、琮、璜、鐲、帶鉤、柱狀器、杖端飾、冠狀飾、錐形飾、三叉形飾、半圓形冠飾、鑲嵌端飾、圓牌形飾等等。出土時放置的位置基本相同。頭骨上方為玉冠飾，胸腹部放置玉琮，一側放玉鉞，玉璧多置于腿腳部。全部玉器中，以玉琮最具代表性。其中一件被稱為琮王的，射徑達17.1~17.6厘米，孔徑4.9厘米，高8.8厘米，重達6.5公斤，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玉琮上的神人獸面復合像，發掘者稱之為良渚人崇拜的“神徽”，也有人稱之為祖先神面紋，或認為是巫師形象的反映。
再看瑤山祭壇。由里外三重組成的瑤山祭壇，被南北并列的11座墓葬打破。11座墓中共出土隨葬品707件（組），而玉器就占了635件（組），器形有琮、鉞、冠狀飾、三叉形器、錐形飾、牌飾、璜、圓牌飾、鐲、帶鉤、管珠串飾等。其中玉鉞6件、大玉琮8件、小玉琮19件、三叉形器6件，均出土于南列諸墓中。三叉形器出土位置均在死者頭部。但琮 、鉞、三叉形飾只見于南列諸墓，而玉璜、紡輪只見于北列諸墓，當有男女之別。發掘者認為，這里既是一處祭祀場所，同時又是男巫女覡的專用墓地。
再以武進寺墩遺址為例。寺墩是一個高出地面約20米的橢圓形土墩。在這里發現的4座墓葬中，有3座是良渚文化時期的。墓中出土的玉器十分豐富，如3號墓有隨葬品一百多件，大部分為玉禮器和裝飾玉。其中玉琮33件，玉璧24件；而且從其擺放位置來看，玉琮除一件置于頭部正上方外，其余都圍繞人骨架四周；玉璧則分置頭前腳后，一部分壓在頭腳之下。玉璧、玉琮以及人骨架均有被火燒的痕跡。這說明在埋葬時舉行過用火斂葬的儀式。
黃河流域的玉器雖然說起源也較早，在裴李崗文化時期，已有了綠松石珠和綠松石飾等，但總的來說發展較為緩慢。在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中，玉器在整個出土文物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尋到了玉禮器的蛛絲麻跡。位于秦、晉、豫三省交界的鑄鼎原，傳說為黃帝鑄鼎升天的地方。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距此不遠的“五帝村”仰韶文化遺址上，曾采集到一件完整的玉璧，在另一處仰韶文化遺址中，曾采集到多件玉圭。這些玉器在1999年10月召開的靈寶鑄鼎原與炎黃文化學術研討會上向與會專家作了展示。專家們普遍認為，這些玉璧和玉圭從形制上來看，絕非是實用器，很有可能是用來禮天地四方的禮器。
在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遺址中，我們則看到了另外一翻景象。如在大汶口墓地，發現了玉鏟、玉錛、玉鑿、玉指環、玉臂環、玉笄和玉管飾等；在江蘇新沂花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了150件（組）玉器，有琮、琮形錐狀器、琮形管、錐、耳墜、串飾、鐲、環、瑗、指環、佩、柄飾、珠、管等。安徽含山凌家灘大汶口文化墓地，在三次發掘中出土文物約1200件，其中玉器約600多件，占出土文物總數的50%以上。最多的M4，一座墓內出土玉器達96件。整個凌家灘墓地出土玉器種類有璜、玦、環、鐲、系璧、璧飾、鉞、玉龜、玉鷹、玉龍、玉人、玉斧、玉管、菌狀玉飾、扣形玉飾、刻紋玉飾、半橢圓形玉飾、玉勺、玉笄、玉紐扣飾等。最引人注目的當然還是玉龜，在玉龜的背甲和腹甲之間，還夾有一件八卦圖。玉版龜書的發現，并非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當時卜巫文化的一種反映。說明玉龜已非一般的裝飾品，而是被人們賦予了特殊的含義，并與人們的宗教活動息息相關。玉龜、玉版和其他如玉龍、玉鷹、玉人等，僅集中出土于少數特殊人物的墓葬中，反映了特定的等級、地位、觀念、意識和信仰。
發展到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的玉器雖不及良渚文化那樣發達，但諸如陜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等地，也發現了成批的玉器，且大多已具有禮器的性質，其重要的意義同樣不可低估。
在已發掘的龍山文化遺址中，神木石峁的玉器是獨占鰲頭的。戴應新先生把歷年來采集和發掘的玉器進行了綜合研究，他介紹現存石峁的玉器共127件（據說還有四五百件精品在十年浩劫中被毀），有黑、青黃、紅、深綠、碧綠、紫、灰、白諸色。系由墨玉、玉髓、石英巖、大理石巖、蛇紋巖等質料制成，均屬軟玉。器形有牙璋、圭、斧、鉞、戈、刀、璧、璜等。玉雕藝術品有人頭像、玉蠶、虎頭、玉蝗、螳螂。玉器多出土在墓葬中。這批玉器除玉璧、玉璜可用作佩飾外，其余玉圭、玉斧、玉鉞、玉戚、玉刀的刃部鈍厚，無使用痕跡，可見并非是實用器，而應是當時的禮器。特別是玉牙璋，發現了28件，其裝飾的牙齒具有象征意義。它不是兵器，也不是生產工具，更不是裝飾品，應是舉行祭祀活動的禮器。玉刀發現近40件，又長又大，刀身有鉆孔，同樣不能實用。玉鉞、玉戚、玉斧、玉戈是象征權威的法器。玉璧雖可作裝飾，但也是一種禮器。這么多的禮器發現在墓葬中，墓主人有可能就是當時的巫師。從出土玉質禮器的墓葬數量之多來看，石峁遺址在龍山文化時期曾有一個巫覡集團居住。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總面積達400萬平方米，出土的玉器有玉鉞、玉瑗、玉琮、玉鏟等禮器和制作精良的玉梳、玉管、玉臂環等。其中以鉞、瑗較為常見。凡是較大型的墓，隨葬的玉器也就較多。在9座大型墓中，除出土有代表王室重器的龍盤、鼉鼓、特磬、土鼓外，還有玉鉞、玉琮等。如M3015，出土各類隨葬品178件，其中陶器14件，木器23件，玉石器達130件之多。較典型的玉鉞或石鉞，沒有使用的痕跡，有的薄而細長，非實用器，且與代表王室的重器同出，表明它不再作為生產工具，而是作為禮儀用具了。
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地層堆積分為兩層，上層為龍山文化，下層為大汶口文化。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發現的玉器有牙璧、環、鞍形玉飾、三角形玉飾、釧、和管等；在龍山文化墓葬中，發現了以鳥形、鳥頭形、玉珠等相配成組的玉器。這種鳥形、鳥頭形玉器，并非是一般的裝飾玉，當有其深層的文化含義。
